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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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主要出版著作有：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2013最新作品）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大败局》 《大败局Ⅱ》  其中《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被评为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类）和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浩荡两千年》被评为“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激荡三十年》被评为 “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1938年：怪乱的“孤岛”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隐喻。 上海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在1937年底的保卫战中，城市遭到毁灭性的重创，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认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上海丧失了70％的工业能力。大量难民涌进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数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头发现了1.01万具尸体。 自战事爆发后，杨树浦、闸北、沪西、南市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但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遭包围而还未被进占，市政之权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这一区域，对外交通保持畅通，对内交通也逐渐恢复，形成自由商业市场内贸进出口完全自由，遂成一特殊的“孤岛”，其范围包括东至黄浦江，西至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苏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区。著名的民国记者陶菊隐记录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这一状况维持了四年之久。 就这样，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岛”的面积只有机枪子弹的射程那么远，而危机却像东海般浩瀚可怖。整个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处于极其颓废的状态，即使是暂时掌握权力的那群人，也会感觉生活索然无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么的虚妄，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 在这么一个充满末世感的怪乱世界，每个人—包括企业家们却还不得不展开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岛”时期的上海工商经济并不是一片萧条、满目疮痍，而竟有过一段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期。 就在炮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繁荣的幽灵居然在废墟和尸体上很快复活。到1938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和新建的工厂总数达4700多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其中，传统的纺织业复苏最为迅猛。据布厂同业公会调查，至1939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新增布机2.3 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两到三倍。 这主要是源于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资料需求加大，消费品市场也就相应扩大；其二，人口集中又为租界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利于工业的复工生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使原料市场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点，租界是中国东南沿海唯一的“非战争地带”，人流和商流自然向这里汹涌汇聚，从而激发出别样的热闹。 租界是弹丸之地，所有生产的原料需外来，而所有制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荣完全依赖亚洲乃至全球政局的变幻。 先看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当即颁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将沦陷区货物出口“概以仇货论”，对国统区物资运沪也予以严格限制。但是，这一政策很快转向，因为大后方经济需要租界工商运作的支持。首先，这里是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的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后方经济完全服务于战争，以重工业为主体，民生产业十分薄弱。张赛群在《上海“孤岛”贸易研究》一书中指出，到1941年前后，大后方人口已经由战前的1.8 亿急增到2.3 亿，所需棉纱须有160万枚纱锭开工生产，而实际运转的纱锭最多时也只有17.5 万枚，每年缺少的棉纱和棉布分别为12万件和400万匹，这些物资大都依赖上海方面的供应。因而，国民政府不久便解释称，凡沦陷区内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区域内各国货工厂之出品不能算做日货，仍应准其运销各地。偏据重庆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在上海专设国货运输管理处，主持贸易事宜，并继续对租界供应外汇，继续维持“孤岛”的外汇交易，这使得进口商可以不受外汇配给的限制，自由进口紧缺物资以谋利。 日方对租界经济的放松也出于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日本仍与英美维持着外交关系，所以对租界不敢公然攻击；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一个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即使棉花、木浆、硫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口。在这种情形下，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 “孤岛”还成为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进入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各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了统制政策，敌对国之间更是开展了经济战。特别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而且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伦三岛进行严密封锁。相应地，英法集团及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行了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材料和动物产品的市场来源。而德国也借道西伯利亚铁路，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 正是因为这种微妙而独特的因缘际会，“孤岛”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开战后的1937年底，各欧美轮船已经恢复了南北洋和长江航线的航运，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开至伦敦、马赛等欧洲城市的直达班轮，至10月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国内航线也相继重新开通。上海很快恢复了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据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在进口方面，1937年的进口总值为5.08亿元，1938年因战争降至3.7 6亿元，但随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后三年分别达到14亿元、29.7 6亿元和34.1 亿元；出口的数字也类似，1937年为4.04亿元，1938年降至2.2 2亿元，其后三年上升为3.9 2亿元、13.6 7亿元和19.2 9亿元。战后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已高于战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区的投资占它们在华投资总额的72.6 ％和64.9 ％。 “孤岛”经济的复苏速度是惊人的。1938年1月，租界内各工厂的雇工为3.1 9万人，到4月就增到13.07万人，到年底更增到23万人。大大小小的针织厂、面粉厂日夜加班，仍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利润因而高得吓人。以针织业为例，线袜的利润为37.2 ％，丝袜为43.4 ％，羊毛袜为62.6 ％，卫生衫为79.2 ％，羊毛衫为54％。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余。以荣家为例，在租界内有申新二、九厂两家纺织厂和福新二、七、八厂三家面粉厂，其赢利远远超过战前，仅申新九厂一家在1939年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元，荣家一举偿清战前所有巨额积欠，荣德生还在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投入银行业务，成为沪上名副其实的巨富。当时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孤岛”时期各行业新设工厂增加，所需机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于是原来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工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来沪避灾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货业主既供应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富豪避难者”所需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这时发展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路）等。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比战前增加了1~3倍。据估计，1939年零售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1倍左右。租界内的几条商业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云，其中，金陵路商号277家，西藏路商号242家，静安寺路商号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上，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第四部 1938－1948：抗战与挣扎  1938年：怪乱的“孤岛”  【企业史人物】江村经济  1941年：大后方  【企业史人物】李氏难题  1944年：此消彼长的中国  【企业史人物】定县实验  1945年：接收之乱  【企业史人物】  1948年：最后的“打虎”  第五部 1949－1958：沸腾的开局  1949年：两陈驯沪  【企业史人物】相纸之父  1950年：改造的浪潮  【企业史人物】英东“走私”  1953年：“156工程”  【企业史人物】工厂798  1956年：“绝种”  1958年：赶英超美  第六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  1959年：最苦难的三年  【企业史人物】单干专家  1964年：秘密的三线  1966年：造反与浩劫  1972年：最后的冰期  1976年：转折的前夜  【致谢】 人物索引

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南方周末》 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企业的兴衰常有雾里看花之感。吴晓波的企业史作品无疑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以一个又一个商业（公司）发展与挣扎的细节，道尽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无限契机，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的崎岖。 ——台湾 《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财经书市上从来不乏企业的传记，但它们总过于和写作对象接近，公正而审视的企业史著作依然匮乏。吴晓波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期待，他笔下的企业史能让读者获得一种冷静的激情。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晓波把目光聚集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史上，他笔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业家粉墨登场后，企业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场认可，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草莽英雄传。 ——《中国经营报》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吴晓波掌握了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也许再过数年，他能写就类似于《基业长青》的中国版商业“本纪”。 ——《第一财经日报》 吴晓波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他极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 ——《新京报》

作者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后，溯源再上，亲笔力作《跌荡一百年》，此为下卷，重新梳理了1938～1977年的中国企业史和商业变革。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之前40年的中国商业史。作者试图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中国商业人物和企业的成长基因、精神素质以及发展脉搏。在悠长的历史宽度中如何审视中国的商业发展？在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跌荡一百年》书写中国企业100年大起大落、是非变迁。 《跌荡一百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9年度十大图书”之一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30.360buyimg.com/vc/jfs/t2782/353/1715862253/124437/97f5976c/5746c656Na51b8618.jpg"title="授权书.jpg"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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