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Horney Karen 1885—1952），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191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8—1932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创办诊所、开业行医。在此期间，霍妮由于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表示不满而离开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女性问题和驳斥弗洛伊德观点的论文。1932年，受F·亚历山大的邀请赴美，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迁居纽约，创办了一所私人医院，并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医生。随着她与弗洛伊德正统理论分歧的增大，促使她与弗洛伊德派决裂，退出了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1941年，创建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亲任所长。1952年12月4日逝世。

一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非常随便地使用“神经症”这一术语，即便对它所表示的清晰 概念并无所知。通常这只是我们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附庸风雅：以前称某人 懒散、敏感、苛求或多疑，现在可能取而代之为“神经症”，因而只是表达 方式的轻微不同。然而当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在我们心里的确有某种东西 ，即便无法明确地被意识到，但还是会使得我们运用某些标准来决定该术语 的对象选择。 首先，神经症患者与一般的个体在对事物的反应上是不同的。有些情况 我们会很自然地视之为神经病，例如，有一女孩甘居下游，不求上进，她拒 绝接受加薪且不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或者是一位艺术家一周能挣30美元， 而如果他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到工作上的话就可以挣得更多，但是他却宁愿享 受生活也不愿意去挣那个钱，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女人厮混，或者沉湎于 无聊的嗜好之中。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这些人是神经病的原因在于我们大部分 人都习惯于一种行为模式，即力争上游，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基本生活 保障所需要的金钱。 上述的例子表明我们在判断某一个人是不是神经症患者所用的标准是： 他的生活模式是不是与我们时代公认的行为方式一致。像上述的那个女孩没 有竞争动机(或至少是缺乏明显的竞争动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普韦布洛 (Pueblo)的印第安人文化中就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而上述的那个艺术家 如果是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某一村庄里或是在墨西哥，他的生活方式也会被 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如果有人想要赚很多钱或是非常拼命都 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绝对主张及时行乐。再往后追溯，我们会发 现，在古希腊那种已经满足需要了还在埋头苦干的人会被认为是相当没有品 味的。 因而神经症这一术语——最早出自医学，现在的使用不能脱离文化内涵 。你可以无需了解病人的任何文化背景而对他的伤腿进行诊断，但你不能因 为一名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坚信自己有幻觉而把他当作神经病，这样做就 太冒险了。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幻觉和幻想的体验是一份来 自神灵的特殊的礼物和祝福，而且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被郑重其事地认为享有 某种威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定时地与已故的祖父交谈就会被认为 是神经质或神经病，但是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里是一种公 认的方式；如果有人因为一名已故的亲戚的名字被提及而觉得被严重侵犯， 我们会认为这种人真是神经病，但是在及卡利安？额裴齐(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男子为接近一名处在月经期 的女子而感到恐惧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质，但是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月经的 害怕却是司空见惯的态度。 对于什么是正常，这个概念不仅随着不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同 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为时代不同而不一样。例如，在今天，如果一名成熟而独 立的女性因为自己曾经在恋爱时有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 人”，“不配得到体面的绅士的爱”，我们(至少在许多文化圈中)会认为她 神经质，但是在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此外，正常的概 念还会因为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改变。例如，来自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 终日游手好闲，只在打猎或战斗时才精力充沛是正常的，而如果来自小资产 阶级的成员也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会被看成是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 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男性和女性被认为应该具有不 同的气质。女性在接近四十岁时因为日渐老去而感到困扰是“正常的”，而 男性如果也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发愁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或多或少都是会变化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爱斯基摩人对清洁的定义也 与我们相去甚远，土著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与现代的医生所采用的方法也完 全两样。然而，很少人知道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习俗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我 们的驱力和情感中——虽然一些人类学家曾经直接或间接提过’。正如赛普 (Sapir)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种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 ”的内涵。 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好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相信唯有它自己的情 感和驱力才是“人性”的正常表达。对于这一原则，心理学也不例外。以弗 洛伊德为例，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从而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嫉妒，并试着为 自己这一假想出来的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基础。弗洛伊德似乎也假定所有的 人类对于谋杀都会体验到罪恶感。然而，对于谋杀的态度有着巨大的不同， 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如彼得·弗洛陈(Peter Freuchen)曾指出，爱 斯基摩人认为谋杀并不需要受到惩罚。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当某个家庭成员 被外人杀害所带来的伤害可能会通过指控嫌疑人来减轻。而在一些文化中， 失去儿子的母亲会通过收养凶手以代替儿子而得到安慰。 进一步利用这些人种学上的发现，我们一定会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一 些观点是相当幼稚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手足之争、爱情和两性之间的 亲密关系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这一观点。我们获得正常这一概念，是通过对 某一特定的群体中强加给自己的成员的行为和情感的某种标准的认可。然而 ，这类标准是随着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些思考对于心理学而言意义深远。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对心理学的 无所不知的怀疑。有关我们的文化的种种发现与其他文化的发现之间存在着 相似之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相似而断定二者乃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因而 认为心理学的新发现会揭示人性中普遍的内在倾向的观点将不再有效。所有 这一切的后果就是证明了一些心理学家反复强调的：不存在适合整个人类的 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局限性对于展开新的理解的可能性有很好的弥补作用。人种 学描述的本质涵义是，情感和态度的形成高度受到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一—不 管是文化的还是个人的，二者相互交织着共同影响。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 果我们知道自己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正常的 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而且由于神经症是与患者的正常的行为模式相背离 ，这也有助于对该症状的更好的理解。 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就意味着循着弗洛伊德的足迹前进，而指引他的那 条路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迄今尚未被认真思考过的对神经症的理解。尽管在 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他将我们的怪癖回溯到生物学赋予的驱力上，但是他曾 经在理论甚至是实践中都反复描述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 解个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其童年早期的影响情感的形成因素一无所知的 情况下，试图对神经症有所了解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中 ，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正常和神经症结构问题上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对于特殊 的文化在个体身上发挥的影响因素的细节无所知，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个人 的人格结构。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只有以一种明确的步伐超越弗洛伊德，虽然这一步是 可能的，但还是要建立在弗洛伊德揭示事实的基础上。因为，即便在某一方 面弗洛伊德是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但在另—方面，他过于强调 心理特征的生物学来源，并将之作为科学方向的根基是值得商榷的。弗洛伊 德假定本能的驱力或在我们的文化中时常发生的客体间的联系是生物学决定 的“人性”，或者是起源于不能变更的环境(生物学赋予的“性器期”、俄 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归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阻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就精神 分析忠实地遵循弗洛伊德所锻造的理论路径来说，这种忽视也是一个主要的 原因，因而尽管它表面上具有无限潜力，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死胡同，且只 有靠一大堆深奥的理论和模糊的术语来标榜自己。 P1-5

序言：聆听大师的声音
引言
一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二 为何要谈“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
三 焦虑
四 焦虑与敌意
五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六 对爱的神经质欲求
七 再论对爱的神经质欲求的特征
八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被拒绝的过敏
九 性欲在爱的神经质欲求中的作用
十 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
十一 神经质的竞争
十二 竞争中的退缩
十三 神经质的罪恶感
十四 神经质受苦的含义——受虐狂问题
十五 文化和神经症

《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的目的，是希望给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症一幅准确的画像，以刻画出实际上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个人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所遭遇的种种障碍。在此，我不打算涉及任何特殊或某些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探讨我们时代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以不同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的重点在于强调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冲突和他为解决这些冲突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和他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