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R. Banaji）和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 Greenwald）已经合作了30多年，两人分别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他们志趣相投，都希望通过研究理解人类思维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运作方式。他们和同事布莱恩·诺塞克一起开发了“内隐联想测试”。这种方法改变了他们自身，也改变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在implicit.harvard.edu网站上，有超过1400万人完成了这项测试。在本书中，来自作者所在实验室的研究数据和上述网站的测试结果首次与普通读者见面。

当回答他人问题的时候，你有多少次明明知道答案是错误的却还是给出错误答案？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几乎不”或“从来不”，我们希望能让你信服，这个答案本身就不正确。
我们并不是质疑你的诚实。你认为自己很少给出自己明知不正确的答案，这可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你可能断定我们问你这个问题是想了解你有意识或者故意说谎的次数，甚至有时候你的答案真的是损人利己。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并非这么复杂或居心不良。我们所指的谎言是指介于完全无意识以及部分有意识的范围之间，这种谎言不仅包括对他人所讲的，也包括时不时说给自己听的。
你可能并不清楚是什么无形的力量阻止你给出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些力量反映出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包括（似是而非的）一种对准确与事实的渴望和追求。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你认识到自己无法认知的谎言的范围，以及这些谎言出现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个人们最常被问及并且在经过考虑以后经常会说谎的一个问题：
问题一：你好吗？
有多少次，即使你认为颈椎疼痛难忍，或者刚刚因为朋友的一句指责而伤心不已，又或者因为缺乏睡眠而郁闷的时候，给出的答案却是“我很好”？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你也被体重超重的朋友问过。
问题二：我穿这条牛仔裤显胖吗？
问你回答这两个问题时会不会说实话与问你是不是人，实际上大同小异。你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虽然你对这两个问题说谎，但你的动机是善意的。这仅仅反映了你避免让他人感到烦恼、给他人造成麻烦或伤害的强烈愿望。你可能会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这些并不真实的答案不仅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甚至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并没有期待得到真实的答案。但是，请记住，我们的问题是你是否说过谎话，而不是你是否能够替自己的回答辩解。
在回答问题一和问题二时所说的谎话属于白色谎言（善意谎言）—可能是因为白色与纯洁和天真无邪相关联，也暗示着这种谎言无害。我们用颜色将谎言分成几类，它们象征了谎言的不同性质。可能这些名称并不像白色谎言那么耳熟，但当你读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就能将谎言区分开了。

灰色谎言：抱歉，她不在家
当回答问题一、问题二你选择说谎时，你可能会想：“好吧，我确实偶尔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但这是我的底线了。其他情况下，我是诚实的。”请继续读下去。
问题三：当你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你的梦中人是谁？
（你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回答爱人说“我不记得了”，其实你很清楚自己在梦里和前任恋人有一段激情的鱼水之欢。）
问题四：能不能施舍我1 美元？
（你对街边的流浪汉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带现金。”实际上，你的身上带足了现金，并且给他1 美元以后还能剩下不少。）
问题五：（电话里）×女士在家吗？（×女士对致电者说：“她不在。”）
这些谎话比白色谎言的程度深一点儿，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灰色谎言。如同白色谎言一样，灰色谎言也是用来规避某些感受的。这些谎言更多的是用来规避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他人的感受。例如回答问题三时说谎的原始动机可能是避免自己陷入尴尬，也可能担心自己的真实答案会伤害到自己的爱人。回答问题四时，主要目的就是不给乞讨者钱，但同时也不希望表现出任何敌意。至于问题五，×女士主要想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但是她知道致电者也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想要避免冲突。

无色谎言：我每天只抽半包烟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每个人都有只愿与朋友分享的回忆，也有连朋友都不能分享的秘密，这些事情只能深埋在自己心底。他还有连自己都不忍心面对的事情，即使是君子也会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情徘徊于脑海。
那些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叫作无色谎言。因为对于说谎者本人而言，这些谎言是隐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意的洞见有其现实的例证，想象一下吸烟者和饮酒者对于例行身体检查时医生问的如下问题的回答：
问题六：你一天抽几支烟？
问题七：你每天喝多少酒？
就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特别真诚，但也肯定会在真实程度上大打折扣。假设吸烟者每天至少抽一包烟，他却回答：“我每天抽半包烟。”这个答案背后的意思可能是我每天买一包烟，但是其中每一支烟我都只抽一半多一点儿，这样我每天就只抽了半包烟。而饮酒者则会在医生判定其日均饮酒量为4 瓶的时候，告诉别人自己只喝了两瓶酒。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数学不好。饮酒者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他去酒吧喝酒，50% 的时候喝的量都会比标准量多一倍。
这些无色谎言和其他虚伪的事实不同，这些谎言甚至会被那些说谎者们所忽视。对于说谎者自身和被欺骗者而言，这些谎言往往具有同样的隐蔽性。我们可能会对这一行为在精神病学范畴内的称呼比较熟悉—自欺行为。

红色谎言：我爱你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在他1850 年写的悼念友人哈勒姆的哀歌《悼念》（In Memoriam ）中，将某种人性描述为“尖齿与利爪之间的赤红”。自此，这句诗就成为人们对于自然选择中激烈竞争行为的简单描述。因而，我们将人们为谋取潜在生存、繁衍后代方面的利益时所说的谎言称为“红色谎言”。这类谎言也许具有某种进化学意义—它们可能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某些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人类在智人阶段就已经将说谎这一行为固化为天性了。这些进化生物学家做出此论断是基于对说谎者在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的研究和对人类说谎行为的观察所得出的。但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们则相信另一组更确凿的证据，即说谎行为之所以是天性，是因为许多其他种类的动物在通过欺骗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从而使欺骗行为成为人类在生存游戏中必需的技巧。一种广为学界接受的说法是，非人类物种的欺骗行为与自然选择有必然联系，因此才会通过基因来传递。迷彩飞蛾、黄粉蝶和新月飞蛾是众多能够通过保护色隐藏自身和伪装的物种代表，它们能够伪装成与所栖息的植物相似的颜色，让人难以区分。而其他一些昆虫则通过拟态伪装来赶走觅食者，它们试着从外形或行为上将自己伪装成有毒或难以下咽的生物，从而避免被吃掉的厄运。
尽管学界一致认为各种动物的欺骗行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以解释，然而这一理论在推广至人类自身的说谎现象上时却出现了问题。从进化的时间表来看，人类的语言只是近百万年来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得不诘问，在原始人类进化的进程中，某些突变是否能够如此迅速地成为天性，并能体现出进化学方面的意义（出现在距今1 200 万年至200 万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换而言之，百万年的时间跨度，是否能为产生比普通语言更进一步的欺骗性语言提供足够的时间呢？
进化论学者们认为，自然选择的压力能够让物种在30 个世代的更迭中产生决定性的基因突变—这一时间跨度短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如果说谎的行为能够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为说谎者提供生存优势，让他们活得比诚实者更久并繁衍更多的后代，那么百万年的时间跨度的确足够让自然选择优化我们的基因，使说谎成为一项先天优势。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对其潜在的性伴侣宣称“我爱你”，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比其他坦承只要性关系的竞争者们更容易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这就是说谎的优势。对潜在性伴侣的曲意奉承和对物质财富的夸大，同样会让说谎者们在繁衍后代方面占据优势。

蓝色谎言：我总是勇于承认错误
有时候，所有人都会在明知错误的情况下给出一个答案，原因有些自相矛盾而且奇怪—我们往往相信这个错误的答案比真实的选项在本质上更接近正确的一方。“真实的蓝色”是这一类型谎言的象征。以下是一些例子：
问题八：你在上星期二的选举中投票了吗？
（调查者询问了经常投票但上星期二忘记去投票的选民，得到的答案却是肯定的，原因只是他们在调查中被称为“经常投票的选民”。）
问题九：你是否在考试前完成了所有的阅读作业？
（这是教师对考试成绩差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些学生在显然没有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却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问题十：你习惯收听哪个电台节目？
（在一次高级晚宴的现场，来宾们被问到平时听哪个电台节目，这些车中只预设了脱口秀和流行音乐两个电台节目的精英们往往会回答：“噢，当然是公众电台了。”）
对以上三个问题给出口是心非答案的人们，往往对真实的答案心知肚明，但他们认为在对话中谎言比事实更加令人信服，比如：我一向是会定期投票的选民（即使上星期二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暇投票）；学生当然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了（但是上星期其他科目的作业实在太多，我并没有完成这些阅读作业）；与大众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的精英们必须收听公众电台（但事实上，我只在其他频道无聊透顶时才听听公共电台的节目）。
这些谎言能让别人（真心地）以说谎者自认为的形象来看待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谎言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这只是源于自我宽恕的观点。如果更客观一点，这些谎言实际上是说谎者希望受众们对其产生好感所采取的策略。社会心理学家熟知这种策略，并将其命名为“印象整饰”。

推荐序 VII
序 言 XIII

第一章 社会动物的认知错误1
视觉认知错误：两张桌子完全相同5
记忆认知错误：根本没有“昆虫”这个词9
两种著名的认知错误：可得性启发法与锚定效应12
社会认知错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14
我们为何会背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20

第二章 事实的阴影——各种颜色的谎言23
灰色谎言：抱歉，她不在家27
无色谎言：我每天只抽半包烟28
红色谎言：我爱你29
蓝色谎言：我总是勇于承认错误31
用问答方式来做研究可行吗？34
重新审视我们的诚实度37

第三章 寻找我们内心的潜意识偏见39
扑克牌分组测试42
“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43
关于态度的内隐联想测试50
关于种族的内隐联想测试53
无意识的偏好是否等同于偏见？59
从测试结果能否预测人们的行为？61

第四章 思维的鸿沟——沃尔沃家用轿车与红色保时捷67
思维的两个系统：反省思维和自发思维70
分离：互相矛盾的理性与直觉72
认知失调带来的困扰74
你真的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吗？77
你会和入殓师约会吗？78
潜意识的强大力量79
你觉得这则幽默好笑吗？81
相比年轻人，谁更喜欢老年人？83
将忧虑转化为改变自我的力量86

第五章 给不同的人贴上不同的标签89
刻板印象有对有错93
刻板印象不会一成不变95
刻板印象或多或少是负面的97
群体分类与我们的行为99
擅长分类的人类思维101
我们所持有的那些刻板印象108
刻板印象与独一无二的人类个体110
刻板印象是一把双刃剑113

第六章 偏见的隐性成本115
地球是球形的vs.地球是圆形的118
关于“一夜成名”的记忆实验123
刻板印象的代价：错把好人当成罪犯125
疑心的负担：奥巴马的总统竞选之路132
刻板印象短时间内不会消失136
求职时，你是否看重领导的性别？142
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刻板印象145

第七章 “我们”和“他们”149
“印迹”会如何影响人类和动物的行为模式？153
婴儿的偏好与选择行为156
儿童与他们的“性别俱乐部”159
“最小群体”实验的重大发现162
大脑是否在乎“我们”和“他们”的差异？165
裁缝的手与耶鲁教授的手168

第八章 终极目标——消除盲点、隐性偏见与歧视行为173
乐团如何才能招募到最优秀的演奏家？176
认知错误能被消除吗？178
尝试找到消除刻板印象的办法183
歧视行为与好人的内群体偏好188
向前一步，摆脱对自身的偏见192
认知错误、盲点和解决方案195

附录一 197
附录二 219
致 谢 239

轻松的语言风格让这本书非常好读，更重要的是，它很有可能会颠覆你对自己的认知和了解。
——《纽约时报》

这本书具可读性。虽然我们要消除内心的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一定要努力减少它们。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找到我们的认知盲点，看看我们是不是真像自己认为的那样慷慨、公正、诚实？
——《华盛顿邮报》

这部著作掀起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革命，它用有趣的行为实验和生动的案例证明，我们的行为和决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潜意识偏见、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的影响。
——《今日心理学》

两位作者用易于理解和令人信服的写作方式向我们解释了造成刻板印象和歧视心理的原因，即使是心理学门外汉，也很难抵挡书中大量的行为实验和研究的巨大吸引力。
——《出版者周刊》

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克服自身的非理性偏见。
——《柯克斯书评》

“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我能公正而准确地评价他人。”
我们终其一生与种种文化态度共存，它们所针对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国籍、性取向、宗教信仰、社会阶级乃至是否有残疾。在这些文化心态的影响之下，其实每个人心底都对他人有些偏见，这正是资深心理学家马扎林·贝纳基和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在《盲点》一书中重点探讨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对上面引述的自我认知提出了质疑。
本书作者用“盲点”来比喻人们思维中暗藏偏见的区域。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我们对不同社会人群的“刻板印象”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好恶，以及对他人性格、能力、潜力的评价？贝纳基和格林沃尔德抛出了这一系列问题，引导我们抽丝剥茧去找到自己身上的“潜意识偏见”或“隐性偏见”。
“内隐联想测试”大大改变了科学家了解人类思维的方式，也使得我们有机会对思维“盲点”一窥究竟。两位作者作为“内隐联想测试”的发明者，不但启发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出了畅销书《眨眼之间》，更在《盲点》重向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生动好玩的实验和问题，从昆虫与鲜花、小鸡与婴儿、老年人与年轻人、耶鲁教授与医生，到乐团演奏与花样滑冰，等等。

《盲点》是中信SMART系列书的第二本，首本是《理性动物》。
一直以来，我们以“理性的经济人”自居，自信可以驾驭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但《思考，快与慢》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不仅受理性思维（慢思考）的影响，更会收到直觉与偏见（快思考）的驱动。《社会动物》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性格和成功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动物，受意识和潜意识的支配，对于自己，我们了解得其实不多。在《盲点》一书中，两位资深的社会心理学家，用他们的“内隐联想测试”为我们系统而生动地讲述了我们思维中的“盲点”，以及我们自以为善意的想法和行为中所包含的那些隐性的“潜意识偏见”。
当下，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事物、评价他人和采取行动，于是，这个社会上充斥着很多不公正或不客观的新闻报道、评论文章、企业决策、群体冲突等。《盲点》具可读性，相信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影响一批读者的认知和行为，让他们重新认知自己、他人和这个世界，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客观和公正。

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人类双眼的视网膜上也有一个盲点。这个区域叫作scotoma （希腊语的原意是“黑暗”），意思是没有对光敏感的细胞，因此虽然光照射在此区域，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被大脑的视觉区域所感知。
矛盾的是，人们能“看见”自己的盲点。不信让我们尝试一下：下页图中的长方形中间有个“+”号，用手遮住一只眼睛，另一只手将这幅图举起离眼睛一臂距离。然后缓缓将这幅图拉近，这时眼睛还是关注“+”号不变。当距离眼睛大约6 英尺a 时，与睁开的那只眼睛同侧的黑点将会消失。将这幅图继续拉近的时候，黑点又会重新出现。黑点消失的那一刻就是那一点的光线射入视网膜中盲点的时刻。有意思的是，当你将视线转换到另一侧能看见的黑点上时，“+”号就会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黑点消失的位置，并没有在网格背景上留下空缺，你看见的是没有间断的网格线。你的大脑相当了不起，它用合理的事物—这个长方形上网格线的延伸—弥补了盲点的空缺。除了刚才你经历的现象，还有一种病理学条件下的现象叫作盲视。盲视病人能够准确地伸手获取放在他们面前的物体，但是却完全意识不到对于该物体的视觉经历。如果在盲视病人面前放一把锤子，然后问：“你能看见面前的东西吗？”病人会回答：“不能。”但是如果让病人伸手去拿那把锤子，病人却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动作，可他刚才竟然说看不见面前的锤子。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正是由于盲视的条件创造了一条视网膜与大脑之间的通道，即使在没有视觉意识的情况，也能对行为进行指引。
本书的关注点并不是视觉感知的影响，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盲点，包括一系列隐性偏见。这种隐性偏见造成的盲点和人们在刚才的网格实验中产生的盲点有一个相同点：我们对这种隐性偏见和自己双眼视网膜上的盲点一样察觉不到。这种盲点与戏剧性的病理学现象盲视也有一个共同特征：正如“看”不见锤子的病人一样，他们的行为不受盲视的影响，隐性偏见也能够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指导我们的行为。
书中所指的隐性偏见包括哪些内容呢？它们缺少一个更加确切的术语，代指我们对特定社会群体有局限性的认知。由于我们在文化环境中反复接触到这些知识，因此将它们储存在大脑里。一旦在我们的大脑中成型，隐性偏见将会影响我们对待特定社会群体的行为，但是我们却对这种区别对待全然不知。通过与人们探讨隐性偏见，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对于自身行为被无意识的思想所影响表示不敢相信。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以作者为主的众多科学家，认为隐性偏见十分可信。大量的科学证据都能证实这个结论。想要说服读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我们如何在大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证明事实确实存在呢？
几年前，我们给人们提供了一项测试，试图揭示可能存在的隐性偏见。这项测试是询问人们对于两个美国文化偶像—奥普拉·温弗瑞和玛莎·斯图尔特—的偏好。一封措辞完美而幽默的电子邮件证实了我们的行为被处于大脑盲点区的信息所左右这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邮件中写道：“尊敬的哈佛人，我绝对不是那种喜欢玛莎·斯图尔特胜过奥普拉·温弗瑞的人。请你们调整测试。弗兰克。”
我们明白弗兰克想表达的意思。他清楚，在大家的共识中，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喜欢玛莎·斯图尔特超过奥普拉·温弗瑞。但是，弗兰克不相信，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他的大脑里有一个附加的偏好。因此，这项测试本身需要重新设计。
弗兰克眼中这份有瑕疵的测试问卷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于1995 年开始研究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简称IAT）。正如前面实验中的长方形及黑点帮助我们看到视网膜上的盲点一样，内隐联想测试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大脑中隐性偏见形成的盲点。视网膜上的盲点仅仅证实了人类视觉系统中盲点的存在，内隐联想测试则深入探究了隐性偏见的盲点并发现了它的组成部分。
我和马扎林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相遇。1980 年，马扎林从印度来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与我一起共事。可以说，20 世纪80 年代见证了心理学这个分支的重大改变。研究方法的变革，使心理学成为能够揭示对于内省来说无法触及的强大的心理内容和过程。在那个时候，心理学只是在这个范畴的边缘徘徊。我们两个人试图研究这些方法能否逐渐揭示并解释这些对于社会行为“看不见”的影响。
无意识的心理功能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激增，人们也逐渐加深了理解。25 年前，大多数心理学家秉持的观念是，人类行为主要由有意识的想法和感觉所支配。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判断和行为很少是意识的产物。25 年前，“无意识”这个词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我们平时阅读或发表文章的科学期刊中—因为在20 世纪早些时候，它并不为心理学研究所青睐。现在，“无意识认知”这个术语频繁出现。到20 世纪90 年代，它的出现频率被一个相关的术语“内隐认知”所超越。25 年前，心理学家研究大脑的主要方法仅限于询问人们的心理状况及意图。现在，研究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都不用研究对象报告他们自己的心理状况或者行为意图。
细心观察参考文献的读者会发现，我们高度依赖过去80 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紧跟其步伐。其中两位科学家的卓越发现，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后人受益匪浅。通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纲纳·缪达尔率领的团队于1944 年写作完成《美国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这本书与当时其他力量相结合，从此将种族歧视问题列入国家议事日程。戈登·奥尔波特于1954 年写成《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为科学研究偏见奠定了基础与组织架构，从而推动了21 世纪新的科学研究的继续发展。
正如已故的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所说，“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却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事实的构成往往比较模糊甚至充满争议。政治讽刺作家斯蒂芬·科尔伯特创造了一个相关术语叫作“事实性”。这个词的定义是：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观点，而忽略了常规意义上被证实的事实。为了嘲讽“事实性”，伪保守主义者科尔伯特假装自己更偏向于事实性而不是事实。他说：“我不相信书籍，书里只有事实，却没有心理感觉。”为了避免沉溺于“事实性”，我们选择更加忠实于证据，尤其是实验结果得到专家们的广泛认同。换句话说，我们一贯坚持并有意识地选择，更加注重事实而不是内心想法。
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我们没有资格断定，现在经过证实真实有效的，今后一样经得起考验。未来的知识一定会超越并取代现在的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以谦逊的态度做好手头的事情，那么就能使本书中的结论在未来几十年避免被推翻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隐性偏见的盲点普遍存在于很多好人身上。
对于“好人”这个词，我们有些惶恐。我们（更不用说道德权威）没有识别好人、坏人的特殊技能。这里的“好人”指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那些出发点很好且能据此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充分解释科学知识，从而使这些好人能够更好地做到自己的行为与出发点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