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娜·阿格达·马鲁若，就职于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路易斯·米格尔·内托，就职于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中心。

《积极的国家和社区：积极心理学中的跨文化视角及质性研究取向》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积极心理学领域。它探究了用参与式、变革式的方法融合现代趋势和模型的成果。
《积极的国家和社区：积极心理学中的跨文化视角及质性研究取向》为理解和贯彻积极心理学的过程带来了更多共同的、质性的、文化敏感性和变革性的理论。它提出了超出个人水平的“知识社群”和“社群知识”概念。
《积极的国家和社区：积极心理学中的跨文化视角及质性研究取向》是对积极心理学领域内的更多参与和多方对话发出的邀请。

http://img30.360buyimg.com/vc/jfs/t1/121984/2/14776/696105/5f8557d0E78989551/8b20ee17ff77a883.jpg;http://img30.360buyimg.com/vc/jfs/t1/126268/7/14974/360734/5f8557d0E54959fad/13b83a8f406f3381.jpg;http://img30.360buyimg.com/vc/jfs/t1/129841/32/12174/576306/5f8557d0Ed7fc2455/0a8125d8a56fdccd.jpg;http://img30.360buyimg.com/vc/jfs/t1/135588/39/12141/409094/5f8557d0Ea2c89be2/077389b6c52e3f93.jpg

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认为是上帝赋予了社会一定的道德秩序。这种观点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中的社会变革。那时候，因为上帝把人类赶出了天堂，人们通常把现世的生活看作个体能否进入天堂的一种考验，因而现世的生活并非一种愉快体验。这种观点也没有激发人们追求“更好社会”的诉求。
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人们开始认为社会是可以被人类改变的。幸福也开始被视为一种尘世生活中值得拥有的东西。这些新视角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呼声。从18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世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到“瓦尔登湖”公社这样的新社会实验，都使得这种呼声更加具体化。在20世纪，这些呼声由于“福利国家”的发展，通过国家的“社会工程”慢慢变成现实。
这些诉求引发了人们关于“美好社会是何种模样”的大讨论。其中，社会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社会哲学家最初都是道德哲学家，他们强调的是一个美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他们更愿意去质问社会需要多少公平，而不关心适合生存的社会实际上应该是怎样的。后者被20世纪后半叶大量涌现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解决了。社会学家是第一批对美好社会的基本事实进行讨论的学者。他们开始评估在通向更好社会的道路上所取得的真正进步，如贫穷的减少。这类研究被称为“社会指标研究”，现在它属于“生活质量研究”的一部分。实证研究者也已发现理想社会特征和问题的最佳结合点，比如，社会不公平现象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经济增长。这是“幸福经济”中的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