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在筌（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稿）

哲学东方哲学

ISBN：9787201164267
包装：平装
字数：268000
开本：16开
版次：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6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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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得鱼在筌（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稿）》是一部探究先秦诸子政治哲学问题的作品集，共26万字，收录林存光及侯长安在《政治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政治思想史》等期刊或论文集中发表的文章，并以总分总的结构重组成书，详细论述了先秦时代诸子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重要特征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读者更好的把握和理解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内容实质和本质特征，为提升和增进当代文化思想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前言
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概说
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为儒家政治哲学一辩
儒墨的根本对立及其政治哲学的分野
老庄政治哲学阐释
商韩政治学说述论
文化的政治学——先秦儒法两家政治思维的文化取向及其比较分析
先秦诸子的权利理论及其现代反思
圣王崇拜：一种政治宗教——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综论
重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兼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诸范式

精彩书摘

《得鱼在筌（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稿）》：
限于篇幅，以及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所以笔者在此并不打算对儒法之争的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详尽考察，而是只根据我们上面对儒家人本政治观基本含义的概括，从与之相对的意义上来简要评述一下儒法的思想分野和理论对立。
，不管儒家人物对人性是做一种善的还是恶的评判，他们都是根据人之向善的可能性和可塑性来提出政治的“化人”功用和目标，从人性的意义上讲，“化人”即是要教人，扩充人之善性或改造人之恶性，以实现人伦之道的和谐秩序，即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而对法家来讲，人性或民情是好利的，他们对此并不做善恶的评判，亦不主张对之加以改造，而是主张君主利用人的好利之情，运用赏罚的手段和办法，“御民之志而立所欲”，抟民之力而为己用。因此，对法家来讲，政治的根本功用和目的不是“化人”，而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君的霸王之大利。
第二，与儒家以温情脉脉的眼光来看待君臣或君民之间以德礼相交与感化的政治关系截然不同的是，法家认为君臣或君民之间均是一种以利相交的买卖交易关系。故韩非日：“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韩非子·显学》）
第三，儒家人本政治的主张亦可说是一种道德政治的主张，而道德政治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对执政当权者特别是君主提出个人德性修养方面的严格要求，换言之，政治角色圣贤化的政治期望是儒家人本政治观或道德政治观的题中应有的根本之义。而法家反对儒家圣人作王的政治期待，他们所追求的是可以使中君、庸主足以治国理民而万无一失的治道，也就是说，人君不必要具有超人的才智和能力，即使中人之君甚至是庸主，只要守持法术、审明赏罚或“抱法处势”，就完全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所谓“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韩非子·守道》），“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
第四，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执政当权者特别是人君世主事实上处于权力统治关系的主导性的中心地位，故对整个政治生活的状态和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才格外关注并强调执政当权者特别是人君世主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但是对儒家来讲，君臣虽然是人之大伦，却毕竟又只是整个人伦关系秩序中的一伦，而且实施道德教化的政治目标的责任也并非仅仅是由执政当权者来承担的，承担实施道德教化的政治目标或以之为己任也理应是不在位的仁人君子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儒家人本主义道德政治观的问题意识是不以现实的权力统治关系为限界的，虽然他们强调“德化”目标的实施主要是以君主、以君主的道德行为取向和本位的，如孟子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同时，他们又总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或根据人伦之道的行为准则和以道义为归的价值理想，来批评性地反思和审视现实的权力统治关系与状况。而与之根本不同的是，法家是以维护和强化现实的权力统治关系为根本政治目标的，并力主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关系化，而且其整个理论视野就局限于这一点。比较而言，如果说儒家君主制的理想主要是调化君主道德的话，那么法家君主制的理想便是加强君主的专制权力。
……

前言/序言

是以尊王、崇圣为旨归的，故所谓“政治”不过是人之“行为”由支配的政治，所谓“思想”亦不过是人之“心灵”由圣人支配的思想，乃至于占据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心位置的竟是这样两大牢不可破、神圣而不可思议的观念怪物，即“王权”和“圣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思想”大体上便是围绕着这两大观念怪物或以这两大观念怪物为中心而形成的。依吾师刘泽华先生之见，王权主义实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之主旨与归宿，斯可谓切中肯綮之宏论！而追随先生的学术足迹以研论先秦诸子政治思想，正是我矢志不渝的学术志愿和一直坚定固守的学术立场。
金岳霖先生在其《论道》一书的“绪论”中亦尝言：“我所谓思想包含思议与想象。”梁启超先生在其《新民说》一书中曾言，传统中国人在政治上只是“服一王之制”，在思想上也只是“守一先生之言”而已。李宗吾在其《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文中亦言：“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此诚不期然先得吾人之心者，真所谓心同理同，心心相印，乐莫大焉！
正是受到上述“心同理同”的莫大鼓舞，故我不揣谫陋，愿将多年来思考和探究先秦诸子政治哲学问题的一得之见结集出版，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本文集收录了我和侯长安两人探究先秦诸子各家政治哲学问题的十余篇专题性论文。十多年前，我曾经主编过一本《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研究》，由辽海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本书正是在对其内容进行较大调整和增删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特别将我们近十多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收录其中，希望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借本书付样之际，特别想向读者朋友做三点必要的说明：
首先，本书中的一些篇章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不同的期刊或论文集，如《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原载《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简论》原载《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儒家政治思想观念的一个分疏》原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商君书>君本位下的经济攫取方略》原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韩非的政治学说述评》原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文化的政治学——试论先秦儒家政治思维的文化取向》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圣王崇拜：一种政治宗教》原载《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重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兼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范式》原载《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本书中的部分文稿与正式刊发出的论文在内容上不尽一致，主要是由于发表时或收入本书时有所修改所致。其中老子政治哲学阐释、商鞅的治国方略和先秦诸子的权力理论及其现代反思三部分内容由侯长安撰写，其余部分由我本人撰写。
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本人师从刘泽华先生并一直沿着恩师的学术轨迹探究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奥义与哲理旨趣，未尝一日稍懈。美国哲学家杜威尝言：“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的思想、信仰。”先秦诸子各家而极富原创意义的思想信仰体系，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数千年屹立不倒的可靠根据与源头活水。充分领会和深入反思这一思想根据与源头活水，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凡，可以激发、增进和提升我们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式而不断开拓前行的精神动力。而且依我之见，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伟大之处：先秦有先秦的伟大，其伟大体现在诸子的思想光辉之上；汉唐有汉唐的伟大，其伟大体现在帝国的恢宏拓展之上；中国有中国的伟大，其伟大必然体现在对古今中西的含容贯通而自创新统之上。思想之有本有源，精神之血脉贯通，既自创新统而又不忘既往，泱泱中华文明才能亘古至今，历久而弥新。
后，本书只是汇集和体现了我们探究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部分思考成果和一得之见，虽或不免有疏阔愚陋之处，但深愿这本小小的文集能够引起读者朋友进一步深入而有益的思考和讨论。另外，本书与《刘泽华与刘泽华学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王权主义研究范式》一书，均由山东省泰山学者人才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出版，在此特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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