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Zubok），美国国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著名的冷战与苏联—俄国历史学家，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与马歇尔·舒尔曼奖（Schulman Prize）。代表作包括：《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a）。作为顾问参与了获得巨大成功的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制作的24集纪录片《冷战风云录》（Cold War）。

李晓江，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爱书、教书。读书之余，亦以译书为乐。

9月11日，在伦敦的外长会议上，拜恩斯、贝文和莫洛托夫碰面了。就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所说，此次会议成了美苏间的“互相展示肌肉”。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坚持雅尔塔的逻辑。在他看来，该逻辑确认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各大国不应插手彼此的势力范围。他在9月12日打电报说：“同盟国有可能撇开我们，单独跟意大利签订和约。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有了先例，到时候也可以撇开同盟国〔跟中欧各国〕签订和约。”他接着还说，即使如此一来会议会陷入僵局，“我们也不要害怕这样的结果”。
在会议的头几天，拜恩斯提议邀请法国和中国讨论与德国卫星国的和约问题。莫洛托夫在没有请示斯大林的情况下就同意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之所以坚持让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也参与有关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会议，只是想抬高联合国的地位。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每一项动议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要破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已经达成一致的有关专属势力范围的认识。他对莫洛托夫非常恼火，并命令自己这位倒霉的副手收回同意让中国和法国参加讨论的决定——这一着导致了会议的暂时搁浅。斯大林写道：“同盟国在向你施压，以便让你屈服。但你必须坚持到底。”莫洛托夫承认了他的“严重疏忽”。从那时候起，莫洛托夫便因为对西方的“姑息”而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不管拜恩斯玩弄“原子外交”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这位国务卿并不想被看作正在毁掉民众对于战后合作的希望。9月20日，拜恩斯为了挽救此次会议，便向莫洛托夫提议签订一份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莫洛托夫在跟斯大林联系时建议接受拜恩斯的提议，“只要美国人在巴尔干各国问题上多少能跟我们保持一致”。但斯大林并不想从德国撤军，以换取它非军事化的一纸保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袖指示莫洛托夫，拒绝拜恩斯的建议。他对莫洛托夫解释说，拜恩斯的提议有四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分散我们对远东的注意力——美国人在那里扮演了日本未来朋友的角色——让人以为那里的一切都好；第二，得到苏联的正式认可，让美国在欧洲事务中跟苏联平起平坐，以便日后可以跟英国联手控制欧洲的未来；第三，贬低苏联与欧洲国家业已达成的同盟条约；第四，破坏苏联将来要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等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这些话显示出斯大林当时心中既缺乏安全感，野心又很大。在答复拜恩斯的新提议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跟在德国相似，在日本也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独自控制日本，不让他国染指，这就跟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一样，威胁到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拜恩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拒绝讨论苏方的反提议。斯大林勃然大怒：“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
斯大林仍想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尽量避免对杜鲁门有任何不敬。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拒绝被怀疑是“原子外交”始作俑者的拜恩斯。9月27日，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表现得“绝对坚强”，不要指望与美国妥协。“会议的失败意味着拜恩斯的失败，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惋惜。”莫洛托夫仍然希望在经过多日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同盟国会拿出一个合适的折中方案。但斯大林并不想让步，于是，伦敦会议便于10月2日以僵局收场了。
从短期来看，斯大林阻挠伦敦会议的策略是成功的。拜恩斯因为未能与苏联人达成协议而非常沮丧。他决定退让，不再像早先那样刚愎自用。美国反对苏联在中欧的行为的决心大为受挫。为了打破僵局，拜恩斯指示埃夫里尔·哈里曼拜会斯大林。10月24-25日，斯大林在他位于黑海加格里（Gagri）的秘密别墅里慷慨地接待了哈里曼。在会见中，哈里曼注意到，斯大林“对我们拒绝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依旧耿耿于怀”。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做事想不到要通知苏联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卫星国”，他说，这种角色苏联是不会接受的。在日本，斯大林说，苏联让在一边，让美国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也许会更好。他斯大林从来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但“现在，苏联或许该采取这样的政策了”。
……

英文版序（一）
英文版序（二）
1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2 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3 德国的僵局，1945～1953
4 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
5 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6 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7 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8 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1979
9 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
10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结束语
缩略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祖博克的书确立了用来衡量未来历史研究的重要标杆。”
——长谷川毅（TsuyoshiHasegawa）《外交与国际关系史圆桌评论》（H-DiploRoundtableReviews）

★“本书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出色的概述，并围绕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与误判，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有力的解释。”
——《全球冷战》的作者文安立

★“这是一本既适合专家也适合有着广泛兴趣的人阅读的书……它应该会重新激发起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严肃讨论。”
——历史图书俱乐部（HistoryBookClub）

《失败的帝国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是近年颇富新意和好评的冷战史著作。作者大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机密录音、文件等新资料，尝试从苏联领导人的角度，审视、解读冷战的形成、激化、僵持和结局。作者发现，尽管国防安全和苏联的国家利益是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主要的政策目标，但苏联的冷战政策深受其意识形态及国内政治需要的左右。不同于传统英美学界的主流观点，作者认为美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采取的“遏制战略”加剧了苏联一方的好战性。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判断和失误决策，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在这本受到广泛好评的书中，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认为，西方有关冷战的阐释，错在要么夸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倾向，要么夸大了它的侵略性。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较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祖博克在此书中认为，自斯大林始，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革命-帝国范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和追求成为“社会主义帝国”这两大因素主导了苏联领导人在冷战中的决策。直至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这一点才发生改变。另外，此书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作者认为在历史事件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正是他在追求与西方世界的“和平”这一问题上的天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如果换一个领导人，苏联还是会在全球范围内收缩，但可能仍然可以继续凝聚各加盟共和国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而不至于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的突然崩溃。

中文版序
拙著得以译成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字并与中国的读者见面，这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董风云编辑。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金融强国，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责任、义务和挑战，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因此而变得与认识国家的历史一样重要。单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觉得，《失败的帝国》既有趣又有用。他们可以获得的不仅是些事实，对中国不久前的过去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些解释，以说明苏联过去为什么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起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很多。他们中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现在仍然如此。我也得益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的发现非常有趣。先是作为盟友和朋友，然后又作为对手和敌人，中国在苏联人的想象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现要留待将来去讨论了。历史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