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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著作集:中国的历史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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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 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沟口雄三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因罹患帕金森病,於2010年7月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 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的冲击》等。


《中国的历史脉动》:
顾炎武说:“而人之有私,固情所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世之君子必日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同前)朱子对《孟子》中“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一句解释说:“善与人同者,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人有善,则……取诸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四书集注》)朱子的意思是:公是天理之公,天理贯通于天下万人,这种全天下式的普遍性被称为公。与公相对的“私”是指背离天理之公(这也是人之本性)、一味恣意行事,执著于自我一己的意识。所以说人应抛弃对自我的执著,在自身中树立起天理,这就是所谓“舍己取人”之说。换言之,这种公,是自身一己的天理性存在方式,进一步说就是自身内在德性的完美状态,因此就必须去除一切私,即“有公而无私”。然而,对于朱子的这一理论,顾炎武却称之为“后代之美言”,只不过是口头上的漂亮话。在朱子看来,有公无私的一己之内在德性的完美状态,才是大舜的、也就是皇帝应有的存在方式。但正像刘宗周所否定的那样,人们认为这种皇帝的一己性德性在政治实际中展示不出其实力。顾炎武斥之为“美言”,恐怕也是将矛头指向无实效性这一点。请看顾炎武关于私的如下论述:“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纵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五)这是露骨的分治要求。这里的县令之私,等同于地主阶级的私人性所有、私人性统治。顾炎武想要表达的是,只有使这种私安定下来,天子之公才会成立,这就是所谓的合天下之私而成公。这里的私已经不是指个体内心世界中非道德性的部分,而是指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的个人性的一面,这个“个人性的一面”是以各人在经济上的主体性为其实体的。被包容统摄于皇帝德治中、无主体性之民,已经各自作为拥有经济性主体的自立性存在浮现出来。那种除去了私的皇帝一己之德性的公,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皇帝的自鸣得意而已,从这个意义上,顾炎武称朱子之说为“美言”、“非先王之至训”。
附言之,顾炎武等人的上述思想与黄宗羲的言论也是一脉相通的。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后之为人君者,……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明夷待访录·原君》)在这段极其有名的言论中,对于皇帝一己式的公等问题,黄宗羲已经彻底无视它的存在。从客观上来说,不能把人们的自私自利包容于体制之内的皇帝,其自身就已经是大私之存在了。每个人的这种自私才应当是公的基础,所以公论的另一种表述即是:体察庶民隐情的士大夫(即地主阶层)所抱有的私的主张。同样,“公治”之公又是在伸张“私”之后形成的,是更高层次的公。总而言之,前面论及的委让权力和分治等等,就是这种追求分权公治性君主主义的思想。“公”已经不是一个关于一身一己之德性的概念,它正在转变成为一个关于社会关系问题的概念。这个“公”的概念的转换,是与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这一旧有的道德观念的本质性转换同时进行的。例如吕坤曾说:“物理人情自然而已。圣人得其自然者以观天下,……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顺其天理自然之公。故虽有倔强锢蔽之人,无不憬悟而驯服。则圣人触其自然之机而鼓其自然之情也。”(《呻吟语》卷五《治道》)这是在这一时期能够散见到的过渡性言论(参照《前稿》)。之所以称之为“过渡性”,是针对“人欲自然之私”的提法而言的。宋学以来,天理=自然的组合概念已成为人们熟悉的固定概念,此处的“人欲=自然”的组合使人有不安定之感。自宋学至阳明学的展开过程中,人欲等同于己私,是私欲,是脱离人的本性自然之物,终究是不能与正面概念的“自然”结合到一起的。我在《前稿》中也曾论述过,在当时肯定欲望的风潮中,导致产生出了这种不安定的概念结合。吕坤还曾说:“世间万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万世公共之心。每怜万物有多少不得其欲处。有余者盈溢于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于所欲之内而死。二者均伤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许多之人物,自足以养之。

代译序 乡里空间与乡治运动

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

转型期的明末清初

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

辛亥革命新论

中国儒教的十种形态

儒教复兴的思考



在沟口一生丰富的学术活动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日本却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换成沟口更喜欢的用语,或许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倾向于把大于体制的相互扶助作为社会的一般性原理,而日本社会则倾向于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之中进行竞争?
作为前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沟口对于清末民初之际的研究比重不大,而对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则更为有限。但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当然也包含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在沟口看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花费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建国的任务,这个时间的长度说明了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承载的重负——这是一个在列强威逼之下完成转型的艰难过程;而日本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之所以可能得逞,都仅仅因为其实质是这个特定转型时期的“乘人之危”之举。沟口不仅对于日本这个不光彩的行为有严厉的批判,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日本内部军国主义的思潮发出过警告: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傲慢自大态度,是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基础的,这个时期日本乘人之危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何来夸耀的资本!而当这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亦即当中国历史的转型已经完成之际,日本不可能再重走当年的军国主义老路,也不可能以东亚大国自居,日本应该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合乎实际地成为一个以科技贡献为主的“小国”。沟口这个近二十年前的警告,今天显现了比当时更为真切的现实感,这或许正是他历史眼光的好体现。
继201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沟口雄三著作集前四本之后,经过译者们的共同努力,后四本的翻译也终于面世,沟口先生一生著述的主要代表性文字得以相对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个翻译的过程,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深入的自我训练过程。在沟口先生的思想世界中谨慎地前行,使我获得了中国历史世界多姿多彩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投影;当这些鲜活流动的投影在沟口先生感性而思辨的论述中逐渐形成一个动态结构的时候,我真实地体会到了在历史中寻找原理、探寻历史动力这项思想工作的魅力。
在沟口一生丰富的学术活动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日本却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换成沟口更喜欢的用语,或许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倾向于把大于体制的相互扶助作为社会的一般性原理,而日本社会则倾向于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之中进行竞争?
作为前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沟口对于清末民初之际的研究比重不大,而对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则更为有限。但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当然也包含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在沟口看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花费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建国的任务,这个时间的长度说明了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承载的重负——这是一个在列强威逼之下完成转型的艰难过程;而日本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之所以可能得逞,都仅仅因为其实质是这个特定转型时期的“乘人之危”之举。沟口不仅对于日本这个不光彩的行为有严厉的批判,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日本内部军国主义的思潮发出过警告: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傲慢自大态度,是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基础的,这个时期日本乘人之危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何来夸耀的资本!而当这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亦即当中国历史的转型已经完成之际,日本不可能再重走当年的军国主义老路,也不可能以东亚大国自居,日本应该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合乎实际地成为一个以科技贡献为主的“小国”。沟口这个近二十年前的警告,今天显现了比当时更为真切的现实感,这或许正是他历史眼光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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