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山西刻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金元时期的“乎水本”（或“”），多再加上明代的晋藩刻书。这已是一种普遍的认识。的确，金元时期水（阳）是同时期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在中国北方独领风本也早已与浙刻本、闽刻本、蜀刻本一样，深入人心。但论及山西刻书，如果仅关水本，这显然是失之偏颇且不全面的。在中国刻书，山西一直是一个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

如果把山西刻书史比作的话，那么它呈现的特点就是：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中国的雕版印刷肇始于唐代，现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施雕印的《金刚经》卷子，是这一论点得力、切实的实物佐证。当然，其他的实物证据还有一些。如果从可信的文献记载来推断，则中国雕版印刷的产生还要比唐咸通九年再早一些，这也是确信无疑的。在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人类文明成果诞生过程中，山西也不甘落后、身在其中，共同为中华印刷文明导源开路、披荆斩棘。先来看唐范糖《云溪友议》卷下云：“统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看文献方面的记载。

十五余稳。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文中提到的“先干尚书泉”即雁门（今代县）人纥干泉，他于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847一849）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当时唐朝、大臣多金丹可使人，统干泉也痴迷于龙虎丹。《刘宏传》是道家烧炼之书，于是他就“雕印数千本”来送给京城内外的同好。作者范撼是唐咸通年间人，与干泉生活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比咸通九年早约二十年。

再如五代后蜀宰相蒲津（今永济市）人毋昭裔（935年任宰相），曾仿《唐石经》，主持刊刻了浩大的《蜀石经》（即“孟蜀石经”“后蜀石经”）工程。同时，又以个人名义刊刻了很多书籍，《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大部头的文集、类书和正史都是毋昭裔出私财所为。他去世之后，其子孙还因其所刻之书版而加官晋爵（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他对刻书事业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为蜀地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自然也是山西人的骄傲。

……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当年吾晋先贤、五代蒲津人毋昭裔，少年时因向人借《文选》《初学记》未果，于是发愿：他日得志，愿刻板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贵为后蜀宰相，果然践行了少年的诺言，并通过他一生的刻书实践成为山西乃至中国刻书不朽的榜样人物。一千余年前的前辈都有这样的胸怀和志向，在文化昌明的今天，自应踵其足迹，一步。

本书之所以在“山西刻目”之前冠以“现存”二字，其目的是专注于实际利用，故佚书一概不收，并在每一条目后一一标明收藏单位（或个人），从而减少学者搜寻之苦，便利社会研究利用。

目录乃学问之津梁用在于以目求书，因书究学，从而繁荣学术，服务社会。若拙编能实现此目标于万一，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