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龄（一五六二——一六〇九），字周望，别号石篑，人称石篑先生，晚年榜所居曰“歇庵”，学者又称歇庵先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陶堰镇陶堰村）人，是明朝后期著名的理学家，阳明后学的重要代表。陶望龄出身书香世家，祖上历代业儒，父亲陶承学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望龄为承学三子，深受家风熏沐。他自幼聪慧，虽在稚年，便进止有度，俨若成人。万历十二年，时二十三岁，自燕返越，补试睦州，被浙江提学副使林偕春置为案首。次年参加浙江乡试，中第二名。万历十七年，得会试*一名，殿试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与同科状元、翰林院修撰焦竑一起读书秘阁，相互激励，专力圣人之学。万历二十三年，与袁宗道、董其昌等一起充任会试同考官。后请告归家。万历二十九年复职原官，不久转为太子中允，撰述制诰，次年三月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万历三十一年冬，“妖书”案发，以大义切责执政沈一贯，力救被陷的郭正域。万历三十二年三月，充任廷试受卷官。踰月，乞骸骨以归。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诏起国子监祭酒，上疏力辞不赴，后以新衔在籍。望龄归家后，一心研修学问。万历三十七年六月卒于家，享年四十八岁。天启元年，以学行谥文简。

編校說明 1

歇菴集 1

卷一 3

賦 3

述志賦 館課 3

詩 4

西施山房 有序 4

悲哉行爲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5

猛虎行 有序 5

雪蕉三首 5

其二 5

其三 5

除夕 5

偶述先兄虞仲遗跡悲不自勝因憶别後寄詩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絶 6

其二 6

其三 6

其四 6

其五 6

其六 6

其七 6

其八 6

六陵懷古三首 6

其二 6

其三 6

蘭亭懷古 7

詠江燈 7

招開美 7

山房襍興十首 7

其二 7

其三 7

其四 7

其五 7

其六 7

其七 7

其八 7

其九 8

其十 8

題畫壁四首 8

其二 8

其三 8

其四 8

春郊 8

焚香 8

煮茶 8

長春園十景十首 8

其二 8

其三 9

其四 9

其五 9

其六 9

其七 9

其八 9

其九 9

其十 9

暑月抱病戲成六絕 9

其二 9

其三 9

其四 9

其五 9

其六 9

戲爲贈内詩二首中多隱語不足深解也 10

其二 10

開美以山房四絶投贈作此報之 10

插菊 10

石宕山 10

山曉示開美 10

送商叔護朱叔懋應試之秣陵三首 10

其二 10

其三 11

山房走筆招開美 11

白鹿行爲姑蘇張生壽 11

揚州懷開美 11

淮陰侯祠二首 11

其二 11

夜泊桃源 11

呂梁 12

燕子樓 12

過沛縣高帝廟 12

次沙河 12

新城曉發 有序 12

旅次憶越中舊居 13

其二 13

途中雜詠 13

曉星 13

朝雲 13

征雁 13

栖鳥 13

途中雜詩四首 13

其二 13

其三 13

陶望龄为明代大儒，他推崇王阳明。笃信阳明致良知之教，在他看来，历代圣贤对圣人之教的表述虽有不同，实则“东海西海，廓尔同心；先圣后圣，居然一揆”（陶望龄：《歇庵集?圣学宗传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学问，即心学。这种学问至王阳明而发扬光大，所以他说：“古今谈道术者不为不盛矣，而未有如阳明先生。”（陶望龄：《歇庵集?招隐篇》）在阳明传人中，他十分尊崇王龙溪和罗近溪，而尤嗜近溪之语，赞之为“人天之眼，贤圣之腮”（陶望龄：《歇庵集?与何越观七首》）。在他看来，“新建之道，传之者为心斋、龙溪”（陶望龄：《歇庵集?旴江要语序》），而罗近溪是心斋之学的传人，因而是阳明之道的延续者。为了继承近溪之学，他精研近溪著作，特辑《近溪语要》一书。由此，陶望龄在思想上便成为心斋、近溪一脉的传承者。同时，他又与周汝登一道倡道越中，延续龙溪等人学脉，阐发王学思想。这使得他在思想上又深受周汝登影响，与其一并成为龙溪一脉在越中的重要传人。就修养工夫而言，陶望龄既强调本心的无善无恶、无为无染状态，反对执着用智，又强调本心与百姓日用的合一状态，反对道事分离。他解释“良知”说：“混同万有，昭察天地，灵然而独运之谓知；离闻泯睹，超绝思虑，寂然而万应之谓良。”（陶望龄：《歇庵集?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

陶望龄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兼承“二王”（王心斋、王龙溪）、融会“二溪”（罗近溪、王龙溪）的特点，而且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他经常游历山林、出入寺院、结交僧流、阅读释典，尤其与云栖祩宏、湛然圆澄等人交往密切。他修习禅法，参悟“话头”，是当时有名的佛门居士。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融会儒释、贯通三教的倾向。他认为，三教虽然形迹不同、教法有异，但其归宿和宗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通往性道的途径，因而，学者不可执着于三教的差异，而应借助三教的教法，实现自我心性的发明。他说：“学求自知而已。儒释皆津筏边事，到则舍矣。”（陶望龄：《歇庵集?与徐鲁源先生二首》）由此，他反对理学史上长期以来的辟佛传统，并认为明道、阳明、龙溪等人对佛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名叛而实近”、“阳抑而阴扶”，“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陶望龄：《歇庵集?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五首》）。他将佛教思想与阳明心学相融合，用佛学思想去阐释阳明的良知之学。

陶望龄在初入翰林时便以诗文著称于世，其著作受到时人追崇，流传于士林。嗣后，他任职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撰述制诰，作了大量馆课、制草等官书公文；又与焦竑、袁宗道、袁宏道、黄辉、董其昌、周汝登等众多文人名士相交往，或集会结社，作诗作文，或书信往来，辩难酬答，或游览名胜，记述雅兴，写了大量文字著述；此外，还因他夙有文名，而常为人请托，撰写碑记、墓铭、赠序、书启等文章。本书收《歇庵集》、《功臣传草》、《歇庵制义》、《解老》、《解庄》、《陶石篑评会稽三赋》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