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杰，男，福建省龙海市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科研处处长、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等职。长期从事台湾史、客家文化研究。著有《荷据时代台湾史》、《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等，与劳格文（John Lagerwey）博士合作，在闽西地区做客家传统社会调查，主编《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等专书多种，并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法国、日本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内陆的客家与临海的闽南（代序）【劳格文】／001
Inland Hakka and Coastal Minnan:an Introduction【John Lagerwey】／001

上册诏安山区与平原的传统社会
诏安概况【黄家祥】／003
一山区乡镇
官陂镇的张廖氏宗族与民俗文化【刘劲峰魏丽霞】／017
秀篆客家的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李应梭】／122
霞葛镇传统社会调查【黄木尊李应梭】／168
二平原乡镇
仕渡堡与仕渡民间信仰【刘劲峰沈荣波】／223
东城村的传统经济和民俗文化【沈梅生】／259
诏安县城北关的“跑贡王”【杨彦杰】／279
附录碑刻集成
南诏镇主要庙宇碑刻集成【李应梭林建发 辑录】／301

下册诏安三都的传统社会【黄家祥】
诏安三都概况／365
上篇宗族社会
第一章宗族聚落
第一节族姓衍播／373
第二节围居建筑／389
第三节祠堂祖茔／396
第四节风水实践／402
第二章宗族组织
第一节宗族建构／413
第二节宗族制度／424
第三节族政管理／431
第三章宗族关系
第一节族际整合／436
第二节民间械斗／442
中篇传统经济
第四章商贸活动
第一节海路贩运／453
第二节坐商营销／472
第三节城乡集市／482
第五章农工实业
第一节传统农业／490
第二节传统工业／498
第六章资本流动
第一节资金融通／517
第二节土地转移／524
第三节合本经营／528
第七章行业传习
第一节农事传习／531
第二节工匠传习／545
第三节商贩传习／553
下篇信仰礼俗
第八章民间宗教
第一节乡土崇拜／569
第二节祀所祭仪／581
第三节神人媒介／595
第四节宜忌俗信／610
第九章民间庙会
第一节祭祀圣王／612
第二节迎请祖公／622
第三节报赛祈安／634
第十章岁时祭俗
第一节春季祭俗／650
第二节夏季祭俗／658
第三节秋季祭俗／661
第四节冬季祭俗／664
第十一章人伦礼俗
第一节婚姻礼俗／668
第二节生老礼俗／682
第三节丧葬礼俗／695
第四节祖灵祭礼／719
主要参考资料（下册）／726
跋／729
后记【杨彦杰】／731
Postscript【Yanjie Yang】／734

本书选取了闽南人与客家人生存空间交界的诏安，通过口述采访的研究方法对两种文化进行了个案考察。本书分上下册，上册为单篇论文结集，分别讨论山区、平原乡镇的宗族社会与文化问题；下册为专著，逐一论述宗族社会、传统经济、信仰礼俗等问题。书中细腻生动的描述，会使读者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思考某种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内陆的客家与临海的闽南（代序）
劳格文

诏安建县较迟，至1530年才设县，但根据我们田野调查的经验，它的城关保留了较多的庙宇、碑刻。在到处都有地头庙和街市的小巷里行走、吃东西，就像进入时间隧道一样，人们仿佛回到了200年前的台湾。
此话怎讲？台湾人不是大部分来自泉州和漳州吗？是的，但漳州、泉州的原貌大部分已不存在了，唯独诏安还能感受到古老的味道，不管是海边的咸水味，还是内地的山岚，而且还能听到边界的声音。
当然，诏安是漳州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比较偏僻的边陲。这个交界区，不仅是两省，并且也是两种文化——住在山区的客家人与居住沿海的闽南人——的交界之地。然而，不管区别如何，他们都长期处在社会不稳之中，所以山区有土楼，沿海有堡寨，也有很多诸如海盗、山区走私的故事，还有隐姓埋名以及带假面具的神打败南蛮女寨主的故事等。过去诏安人的生活虽然平静，可是却令人生奇。

内 地 客 家
宗族
本书前面三篇文章讲的都是客家人。按照2000年的人口调查，他们占总数568156人的25％。离县城62公里，最远的秀篆在2000年人口有4.22万，其中约1.8万人姓王、约0.8万人姓李、约0.7万人姓黄、约0.6万人姓游、约0.4万人姓吕。据传，王姓于明初来自宁化，经漳浦到诏安。王念七虽然卜居县城，大概变成了闽南人，但他的弟弟王念八则定居于秀篆。王念八以打铁为生，与江八娘结婚生子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因为他的儿子王先益被游信忠扶养成人，所以他的后代就变成了王游姓，现在已繁衍至23代。一篇由八世孙于1716年撰写的文章，讲到其五世祖瑞卿（1529～1591？）经常帮助当地民众击败海盗和反叛者，到了隆庆年间（1567～1572），他请了江西有名的风水师廖弼，帮他选了一个可以建祠的龙穴。他由于怕子孙王后代会任意改变祠堂尺寸，就把它们刻在一块石碑上。他的曾孙王廷院参加反清斗争，此后带领很多当地人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1992年，台湾的后裔出资800万元人民币维修了这座祠堂。
黄镇秀据说来自石壁，于明初经永定、饶平来到秀篆开基。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第七子的九世孙叫黄仰贤，起先是给一个富人当长工，后来与这个富人的女儿结婚。有一次，这个女子在井边打水，一匹白马跑来把水全部喝光又跑走了。黄仰贤到白马消失的地方寻找，结果得到一口装满白银的棺材，回来建了一座土楼。黄仰贤生了八个儿子，到2002年台湾裔孙捐了62万元人民币维修了这座土楼。黄仰贤的第二个太太姓吕，也来自石壁。1528年由于暴雨发生泥石流，他们家正好有个祖先在下葬，全家人就都被掩埋了。后来这个“天葬地”前面出现了一股像男孩子撒尿的小水流，没有生子的夫妻常来此求子，因为求子的不一定是吕姓人，所以叫作“偷拜”。到了1560年，山贼攻破吕姓堡寨，杀死124人。1714年所建的祠堂，是2000年用来自台湾的90万元人民币维修的。
在本书讲客家宗族的故事中，没有一个比官陂的张廖姓更复杂了。官陂距县城52公里，张廖姓分布在这个地区周边72个乡村和台湾，共30万人。现在官陂4.5万人中96％姓张廖。1870年的一本族谱，把他们的历史追溯到与陈元光一起到诏安的一个叫张虎的人；过了好几代，在河南住了很长时间，又有一个新开基祖来到云霄；再过五代，又有一个叫愿仔的来到官陂。廖三九郎看到愿仔很俊奇，就请他到家里，并把女儿嫁给了他。1375年生下一个男孩，叫友来。有一次，一个姓廖的被官府抓获，愿仔替他顶罪，可是后来官府并没有对他下手。愿仔在临终前告诉其子孙要感谢廖姓的养育之恩，所以要“生则姓廖，殁则书张”。友来生了四个儿子，有人说只娶一妻，可是其第四子永祖的后代说各有各的祖妈，因此永祖的五世孙给友来建祠时，不许其余三房的后代参加，说“各自有祖”。有一个叫张耍的，是长房永安第九世孙张子可收养的义子。1644年张耍率众抗清，参加了郑成功的队伍，1653年被南明皇帝赐封为建安伯。1658年在攻打南京时不幸阵亡。1654年，道宗禅师为天地会在官陂兴建长林寺，此时为首捐款的便是张耍的父亲张子可。1727年张廖氏宗族出现了第一个武举人，1751年廖国宝中武进士，1886年又有廖锦华中武科进士。1749年，两个十四世的后裔建了第一座宗祠，将参与者分为24个家长席位，再从中用“跌筊”的方式选出一个为首的。家长的产生并非靠辈分，而是他们的势力和威望。第一本族谱是1769年编修的，第一次提出“生廖死张”的概念。官陂的174座祠堂中有156座属于张廖姓。而根据2001年调查，官陂共有156座土楼，其中有很多土楼内有1～4座祠堂。刘劲峰分析了这两点认为，张廖的基本社会结构不是祠堂，而是土楼。
霞葛离县城45公里，是一个被山岭环绕，比较大的盆地。2005年，霞葛总人口30713人，其中黄姓12000人、张姓9000人、林姓7000多人，三姓加起来占总人口数的91.2％。根据黄姓十一世祖黄因修的上黄《族谱》记载，他们是1314年从石壁迁来的。而据下黄民国时期的《族谱》，他们的始祖应昌公（1517～1573）来自西潭——一个属于闽南人的乡村。等于说，霞葛和秀篆的黄姓好像没有关系。根据1656年修的江姓《族谱》，他们的一位富裕祖先叫江十二郎。1326年，官府派来收税的一个典史官被起而抗暴的群众殴打吐血致死，官府派兵前来灭族，此时江姓刚好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江启昌跟随姐姐住在杨梅潭，还有江十郎的儿子江永隆住在东坑，他们才躲过此难。1624年出生的江生一经营粮油生意发了财，到了1700年，一位风水先生为他找了一个好地方建井北楼。此楼刚好在黄姓的对面。因为黄姓村是虎形，江姓村是狮形，两姓常有矛盾。林姓据说是元朝从石壁迁来，他们在明末不参与抗清，反而协助清政府，结果与参加抗清的黄、江两姓结下世仇。
经济
秀篆的牛角墟是三溪四村的会合地。民国时期，这四个村的村长掌管着墟场。墟上有50多间商店，其中最大的是阿勇经营的布匹百货，还有饶平人开的三间药店、三个打铁铺，其中最重要的是茶行。乌龙茶种是由来自台湾的游祖送（1766～1797）引进的。至民国时期，有近20个商号经营茶叶，他们把茶叶卖到汕头、潮州、香港和泰国等地。因为每个茶行须雇工约100人，所以秀篆大部分人口依靠茶叶来生存。挑夫先将货物挑到上饶，从那里上船。游祖送的4个儿子与一个姓李的合办游际昌铸铁厂。1832年，这个铸铁厂得到了省督抚衙门的批准。84岁的老人李昆合告诉作者李应梭，他在18岁时如何拜兴宁来的师傅学习打铁技术。75岁的李炳林还介绍说，打铁匠要拜不知身份的“七宝王”，如果家里有人坐月子，他要带酒去拜，以消除秽气。因为制茶、打铁都需要木炭，当地又有丰富的山林资源，所以烧木炭也是很重要的地方产业。有来自霞葛、太平的挑夫到秀篆买木炭，再卖到广东和诏安城关。铁制品是先挑到平和县的九峰，再到小溪上船，运往漳州和厦门。
官陂张廖氏生活的地区的主要产出物有荔枝、龙眼、松、杉、毛竹、米粉、草鞋和木炭等。最大的墟市在下官陂，民国时期有120间商店。货物运出的一条通道是东溪。但东溪上游由于水浅滩多，还有一道道拦河水坝，因此到县城50公里的路程要卸船、挑运、再装船4次，其中陆路挑运共14公里长，占全程1/3。另有一条陆路通往平和的大溪，总长30公里，挑夫带烟、布而往，买回大米和竹笋。到饶平的茂芝墟全程20公里，到黄冈墟40公里，到云霄35公里，从沿海带回食盐和海鲜，挑去的有大米、米粉和木炭。所有的挑夫都会学些棍棒拳脚武功，为了避免被打劫。可是，最大的问题是食盐。一直到1691年官府才开始在诏安设立盐场并配给盐引，所产的盐行销平和、龙岩等县，但由于官府管制甚严，而赣南以南的大片区域都普遍喜欢用日晒盐，认为这种盐比淮盐好，所以老百姓的对策就是走私。刘劲峰和黄木尊两位作者都讲了这类的故事。
比如说，张耍与父亲张子可一起做贩盐生意，路上结识了张云龙（即道宗禅师）和蔡禄等人，其后建立了“万姓”集团——天地会。黄木尊的一个报告人，89岁的黄居章，他12岁就开始挑40斤的盐。这些挑夫组成的团体有50～60人，甚至100人，黄居章一直挑到1957年通公路的时候才没挑。由霞葛到饶平有10铺路，一铺即5公里，所以挑夫们早晨出发，傍晚才能到达饶平。把木炭卖掉，买了盐以后就马上淘米做饭，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凌晨一二点出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12小时以后就可以回到霞葛边界。可是回程路上经常出事，或是盐差，或是抢匪路霸，因此他们要绕道而行。有一次，他们遇到盐差追赶，一路上狂跑，口渴要找水喝，黑暗中误把一泡牛尿当成水喝了下去，结果大家呕吐不止。还有一次遇到拦路抢劫，一个女挑夫的肩膀被打了一枪，另一个肩膀挨了一刀。挑夫们从霞葛挑盐到秀篆的牛角墟，卖给从茂芝墟来收购的盐老板。盐老板再将这些盐从茂芝转运到广东的大埔。77岁的黄仁片曾挑米被警察没收，警察把这些米卖掉装入私囊。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明。挑夫出发前常去拜“仙公老爷”。为了纪念这些人的贡献，黄木尊列了123个挑夫的名字，其中有已过世的男性95个、女性17个，他在2005年做调查时，还有7个男性、4个女性在世。
民俗
在秀篆，“阿娘”即观音，可以追溯到最早带着她的偶像来开基的移民。拜观音的庙有三个，俗称“三姐妹”，都建在秀篆的风水宝地。最小的妹妹也是最灵的，其庙建在整个秀篆的水口，1783年兴建，周围官陂、霞葛、饶平的人都会来拜。第二个重要的神庙是五显帝，是李姓“爱扛”的菩萨。五显帝最重要的庙宇即青龙庵，是李姓第六世祖李凉峰在隆庆年间兴建的。原来李凉峰有个朋友廖弼，他在屏山西坡找到了一处吉穴，可以建庵，可当他把此事告诉李凉峰时，在李家做客的一个吕姓外甥听到后立即回家通报，第二天清早吕姓就在屏山西坡找到此穴建坟。于是，廖弼就叫李凉峰到屏山东坡去建庵，并说让和尚每月十五日做仪式，用钟鼓齐鸣把屏山的龙脉气势争回来。所以当天晚上，李凉峰就到附近的五显帝庙把神像搬到东坡上，第二天早上制造舆论，说五显帝显灵，要选在这个地方建庵。到了万历初年，庙已建好。
一个77岁的退休老师李树林讲了好几个故事，说明这个五显帝凡遇到有强盗来抢劫，都会派出阴兵来保护李姓。五显帝由青龙山的10个村子轮流供奉。据89岁的李应炮回忆，他小时候曾看到10个村轮流扛菩萨。“上从泉源，下至水口”，这句话也差不多代表沿着青山溪两岸10个村子的轮流次序。青龙山上游的第一个村子即林田村，有一个叫李日悦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清末，一个来自官陂的信徒因遇暴雨迷了路，被李昆告杀害。李昆告偷偷把尸体埋葬，后来家里一直不顺，最后他自己也死掉了，太太再嫁，刚好嫁到被害人的村子里。有一次，她无意中讲出前夫家的故事，一个旁听者得知此事原委后就开始告官。可是有一个很出名的讼师李伴仙马上叫李家人把尸体挖出来改葬，因此官府派人来查找不到证据。过了好多年，李姓人对是否仍把官司坚持下去出现了争议，后来有人提出去求五显帝指示，结果五显帝说会赢。而这时刚好运气好转，官陂人决定不再打官司，李姓人于是就用原来打官司的钱买了田地，并将此用于每年的五显帝庙会使用，以表示感谢。这个庙会停止了50年，至1986年恢复。2006年，李日悦当庙会的会计。腊月二十二日早上扛神，当天半夜设席，里面有18桌供品，庙外有112头猪、8只羊供于木架上。二十三日早上祭拜，由住庙老和尚的曾孙赖良州起师、请神，李日悦读祭文。
秀篆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游敢生，黄敢死，姓李爱扛五显帝，是说王、游二姓繁衍快，每年在宗祠办（男）丁桌，特别隆重。黄姓则有孝义会，对去世老人做夜灯，请和尚超度、担经，女性身故则破沙墩（地狱）。官陂长林寺每年七月十五要为顺治年间乡民暴动中牺牲的将士做一场超度。官陂的醮会由道士来请鬼，和尚来超度。这个仪式可能是建寺的道宗禅师所创。建于1567年的龙光庵位于主龙脉龙口上，据说建庵是为避免各村争夺，维持公众利益。
霞山堂则原是一所私塾，因一次涨水漂来一尊关帝而改建成庙。每年正月初二至初七，张廖氏七房人轮流游神。上龙庵属多姓多村的寺庙，供奉注生娘娘和陶祖（男生殖器陶塑）。长久无生育的妇女喝一碗洗过陶祖的清水便可有孕。靖天宫原只是一块蛇头大石。有一年，一位从台湾回来的张廖氏后人把护身用的靖天大帝香袋挂在从石缝中长出来的小树上，他准备回去时香袋说要留下，于是靖天大帝成为三个屋场之福神。一次求雨应验使靖天大帝成为全官陂共信的神明。一位乩童表示这位靖天大帝就是三国时的刘备。
霞葛五显庙建于1403年，由黄氏二世祖倡建，1708年诏安知县改成乡约所，下厅供奉与反清复明郑成功一起作战的刘相公将军和黄调阳都督，二人均受到南明的追封。镇龙庵始建于1584年，由黄仕阳倡建于墟场。传说此地原是风水先生替沈氏点的墓地，霞葛民众得悉后，偷偷把五显大帝双靴脱下，从穴地倒印靴模回村，以此说明神明自选灵穴，沈氏只好作罢。庙中有大明都督黄调阳提的“精忠洪门”之匾额，表示这座庙宇以前也是天地会活动的一个据点。1949年前每年七月十五都由管庙的和尚替抗清复明的亡魂超度，同治年间南陂村发生天花瘟疫，因抬龙山岩观音游村而得止。光绪年间在诏安知县的协调下排定每年正月初二到二月初二迎请龙山岩观音的次序；每年的正月二十轮到南陂村，在一年内新婚的新郎会争相迎抬，以庇佑早生贵子。
官陂和霞葛都提到一个特别的习俗，老人归天时会抓来一条狗，用容易摔破的碗打饭给狗吃，并趁狗不备时把碗摔在狗头上，听到狗叫子孙方可放声大哭。在官陂，老人“过身后”要请香花和尚来超度，出殡前一天和尚手提雄鸡，拳握纸钱、信香和瓷碗，碗中放糖果、饼干、米和盐，从亡者住房开始由内向外一边撒米、盐，一边念咒到三岔路口，倒扣瓷碗，名曰“送煞”。第二天早上出殡，下午回来纸灵牌放入纸灵屋，香花和尚开始超度。灵牌放满三年，要在纸灵屋四周洒一圈米酒，然后焚化，以免恶鬼哄抢。纸灵牌则用黑纱盖上，送到小房祠堂，并在门神前上香求准入祠。入祠后纸灵牌焚化，纸灰放入堂前香炉内，另用新毛笔把朱砂点在新灵牌上，再把毛笔丢到祠堂屋顶上，灵牌才送入祠堂神龛中。
在霞葛，老人归天后，后人要到附近掘一株连头带尾的竹子，把竹子尾巴透向天井、窗户或从瓦房中透出一洞，让竹子伸向天空，以示把晦气带到天涯海角，子孙繁荣。入殓盖棺时要先留下一条缝，和尚高叫一声，然后把事先准备的、用来避邪的香草水、盐和米抛洒在屋内，再用鸡冠血画符，贴在棺木头上来止煞。钉棺时要从棺头到棺脚，下午下葬。

沿海平原的闽南人
宗族
按照黄家祥的介绍，三都的大姓陈、林、吴、沈都是南宋来的，主要聚居在包括县城南诏在内的平原地区。
因为有陈吊眼的抗元活动，很多人被屠杀，1530年建立诏安县，据稍后的1552年人口统计，全县共有3452户20766人，其中有一半是住在三都。清初因为海禁，从1661年到1681年，三都很多地方不能住人，到1829年，总人口约有11万，到了1935年下降到7万左右。清初，三都有153个寨。过了好长时间，三都慢慢改为单姓村，到1959年，205个乡村大部分成了单姓村。
沈姓开基祖名字叫沈楸，据说是跟诏安内地的大部分开基祖一样来自福建西南部，而且跟内地的宗族一样，沈姓有许多法律以外的活动，甚至有反抗政府的行动。为了保护自己，内地许多宗族都建土楼，沿海地区都建寨，像四都，因为嘉靖年间海盗侵扰，所以就建了寨。内地客家与沿海客家最大的区别是闽南大姓传说都与陈元光和灭绝土著社会有关系，这从杨彦杰所讲的沈世纪故事可以看得很清楚：沈世纪为了避开土著女寨主的求爱，戴上了假面具，最终把鹅仔寨攻了下来，活捉了女寨主。回去向朝廷汇报时，他忘记把面具拿下来，皇帝见他不禁一笑，之后面具就拿不下来了。所以在诏安县城，这位后来被封为武德侯的沈姓祖先成了过端午节驱邪赶鬼的主要角色。他拿着可怕的大刀，到各个有问题的家庭把闹事的恶鬼赶出去。供奉他一定要用鹅，因为他偷偷去侦察要攻打的鹅仔寨时，鹅起来乱叫，使他被敌人发现，所以他仇恨鹅，后来就把鹅作为他的祭品。“文化大革命”时，武德侯成了这次运动中“破四旧”的主要对象之一。为了保护其免遭破坏，岸上村一位沈氏后裔特意将它从真君庙里偷出，藏到了自家的小阁楼上，不料很快被其他人发现。于是，东城村的一位沈氏后裔又偷偷把它接走，放入一个密闭的大水缸中，并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把缸埋到了附近的红薯地里。谁知这一行动又被该村的一个女干部发现，并当即报告了驻队的公社干部。为了避免惹祸上身，该后裔只好当晚又把武德侯从地下挖出，扔到了一块茂密的甘蔗地里。于是，没过几天，武德侯的雕像就被一位下地干活的农民发现，并交到了生产队办公室。队里的干部要将它就地烧毁，但不知是因为雕像过于陈旧，还是因雕像长年裸露在外，所含水分过多，任队干部怎么烧也烧不着。这时，在场的一位沈姓继子便出主意说，在雕像上浇些煤油，一定能被烧着。另一位沈姓青年则自告奋勇，从室内搬出一尊毛泽东石膏塑像，名曰“监烧”。经过他们这番折腾，武德侯的雕像果然很快就被烧毁了。但据说不久，这些参与销毁木雕像的人都遭到了悲惨的下场。其中，报信的女干部第二个月便得上了花痴病；搬毛泽东塑像的沈姓青年，不久也平地跌断了双腿；而出主意浇煤油去烧的沈姓继子竟无缘无故就上吊身亡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华侨的资助下，他们新雕了一尊武德侯的神像，也恢复了轮流祭祀武德侯的仪式。
黄家祥引了当地的顺口溜：沈半县，到了2010年，三都的28万人口中，有10万人姓沈。沈氏的4房人分别住在120多个乡村，黄先生全部列了出来。其他各姓，许、陈、林、吴各有3万人，分别住在36个、51个、41个、30个乡村中。这些宗族，好像从来没有修过像样的族谱，比如沈姓说楸公是1160年来到诏安，可是最早的文献是一个叫作沈琅的在1469年写的一个序，序中记述，上房、东房、南房，来自五世的4兄弟。可是1449年，族谱被大火焚毁。之后“随小宗而修之，合大宗而集之，使十三户之人心为梅山一人之心”。梅山，即楸公坟墓的所在地，在县城的西北角，2007年重修。楸公有4个曾孙，其中一个来到南诏，生了4个男孩，这是4个大房的来源，后来分成13个粮户。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很难找到家谱，即使找到了一两本，内容也很粗糙，中间有许多空白，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宗族史。据当地报告人说，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找不到一本像样的族谱。
沈姓的第4房的第8代，叫作桔林祖。第一个有生卒年号的后裔是这个房的十七世祖沈玺（1517～1579），他在1609年与他夫人合葬在报恩寺边，“公妈生像祀城内裔德堂”。玺公重要，是因为他是介庵公（1550～1633）的父亲。介庵公是1574年的进士，后来他做了官，事业很成功。沈介庵的儿子是1626年的进士，反清复明的忠臣。他在诏安、平和、漳浦、三饶组织了反清的天地会。他于1648年攻击漳浦失败，退到山区，建立了一个小王国。他最后一次攻击三饶的黄冈是在1661年，这次又失败了，便退到了秀篆。
为了补充清朝的宗族历史，我们现在要转到东城的历史：二十三世沈丹青，是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也是1794年的举人；二十三世沈世亮，1818年举人，之后做了宁波知府；二十四世沈履元（1777～1860），是1804年的举人，他的第4个孩子玉麟是1849年的举人；二十七世沈耀垣（1883～1954），1920年在南坛庙建了一个小学，很快就迁到尊亲堂。由此可知，到了18世纪末，东城绅士中有许多出自举人或官吏。
清朝有具体年号的事情是1847年不少于10个沈姓祠堂被官府烧掉，这与沈姓二十三世的到叔公——一个道光年间的秀才有关。据族谱的说法，清末，政府不断地伤害老百姓，宗族械斗一天比一天多。有一次，一位官员在元宵节误入了东城祠堂看灯的妇女行列中，结果被族众打死了。为了证明族群的行为有理，到叔公在知县到来之前，指挥大家在祠堂的一边增挂了一块女性标志牌，并向知县说明，依照当地民风，男女是不准混杂在一起的。知县看到这种情况，也只能无话可说。还有一次，一个族民去追讨欠款时不慎把欠款人准备献给皇帝的一件贡品抢回自己家来，也还是这个到叔公，主动到知县那里说明情况，从而使族人又躲过了一次灾难。
族谱还讲到到叔公如何教育族人男耕女织、尊老爱幼，保护乡里。有一次，官府听信谗言，上司批示县太爷率兵剿灭东城村。到叔公听到消息后要大家保持镇静，村民照常耕作，孩子照样读书。结果县太爷亲自来暗访时，发现织布声、读书声此起彼伏，惊叹说：“此乃礼仪之乡，剿不得！”于是就下令将东城辖区内10多座祠堂焚毁，以代剿乡之举。
在诏安历史上，暴乱、海盗与械斗是经常出现的。县人叶观海在清嘉庆年间所修的志书中说：“昔时陋风今兹更甚，往往因恶少小嫌，一人之故，合族持兵，无赖之徒从中煸影，勒派钱米。族中人家，欲违不敢，依阿附和，酿成巨祸，相寻报复，自此岁无宁日矣。”1832年就位诏安知县的陈盛韶在其《问俗录》中也说：“四都之民，筑土为堡……二都无城，广筑围楼……合族比栉而居，由一门出入。门坚如铁，器械毕具。一夫疾呼，执械蜂拥，彼众我寡，则急入闭门，乞求别村，集弱为强。其始由倭寇为害，民间自制藤牌、短刀、尖挑、竹串自固；后缘海盗不靖，听民御侮，官不为禁。至今遂成械斗张本矣。江、林、沈、程、许、徐斗案死者数十人，张、胡两村斗几百余年。田地荒芜，死者难更仆数。”他所举虽是四都、二都的情况，但三都亦大体如此。
黄家祥描述了埔上村陈姓人与西坑村徐姓人多达13年的宗族械斗，直到现在两姓人还不通婚。从1853年开始，当地分成红、白两旗，不断地械斗。其中，仅在沈姓人所参与的两年红白械斗中，就死伤了300多人。
这些械斗甚至会关联饶平、云霄等相邻县，使他们也参与其中。1902年东城村与城内居民械斗，知县率士兵40多人到势力较大的东城村弹压，村人不服，持械与官兵打了起来。知县又调动大队人马，开到东城村抓捕了3名肇事者，用“站笼”酷刑将其处死在县衙门口。陈姓与许姓械斗，最后闹到省城，巡抚出面抓了3个头目，于西郊城外斩首示众，两姓械斗乃止。同年，梅州与马厝发生械斗，梅州组成红旗派系，马厝组成了包括东城在内的白旗派系。这次械斗，当场死了17个人。经统计，1912年发生的5起械斗中，伤亡人数达到680人。
海盗与暴乱的背景是了解诏安时代特征最合理的框架：平时组织规模庞大的游神活动，也是为了展示强大的宗族联盟。
经济
黄家祥介绍诏安经济，首先就介绍了海上行船的历史：明朝，很长时间不允许私人出海，甚至禁止民间私造海船，但当地商人还是坚持出海。到了1537年，有三都人吴朴写了一部水路簿《渡海方程》。再过十年，官兵摧毁双屿港，之后，诏安就成了沿海最大的走私港。1569年，朝廷开放海禁，海盗走私才停下来。到明末，以宫口港为海商活动中心，当时货物输出的有丝绸、布匹、陶瓷、茶叶、砂糖、纸张、果品等；输入的有香料、珍宝、皮革、洋布以及农产品、手工业品原料。1683年，台湾平定后，复界弛禁。但直到1717年，商人出洋仍有种种限制，特别不允许去南洋。到1727年，奏准商人运米私贩，免除米谷进口税。1743年，官府以减免税银鼓励运米，这以后，商人贩米不再局限于暹罗，也可从缅甸、安南等地起运，米价由此大幅下降。同时，商人内运也开始涉及象牙、番木、沉香、燕窝、胡椒诸货；去则载运瓷器、陶器、海盐、夏布、干果、竹器、草席、蜜饯和手工艺品等。到清中叶，台湾岛的移垦已颇具规模，米、糖、茶、果等农产品可向大陆输出，而岛上“多男少女”，“百货皆取于内地”。虽然在乾隆时期，朝廷规定台湾的鹿耳门与厦门是对渡港口，可是像宫口港这样的港口依然是贸易往来地之一。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朝实行广州一口对外贸易，诏安三都一些资本较大的商人随之将资本转移到广州。而其他商人多在“小北”（宁波、柘浦）走动，更远及“大北”（天津、旅顺、营口）。商船北上在农历的五六月，返航则在十一、十二月，北上所运以蔗糖为大宗，兼及生油、黄麻等。商船如到“小北”，运回的多为棉花、布匹、大米；如往“大北”，则先在天津发卖其货，再到旅顺、营口置办豆类、面粉、玉米、药材等货物南下。
清末，城关及周边一带的大驳船行就有10多家，其中4家属于沈姓。
县城的顺庆堂始建于清乾隆间。开基祖沈显（号温恭）原居诏安仕渡村，后迁至县城东门内落户，开了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沈显去世后，长子沈惠和、四子沈克勤继承光大乃父的事业，经营土特产贩运，分别拥有商船28艘、11艘，以及糖房、油行、货仓等物业。货船“运行于本地至沪、杭、甬一带，贩运红糖、白糖、花生、花生油等北上，运载布匹、面粉、豆饼、水缸等南下”，从而变成了县里的大地主。
同样，东城的沈建标在光绪年间因经营船运，也变成了“沈百万”。
仙公庙码头是个重要的码头，完全由东城沈姓四大房掌握。自清雍正至同治的近150年时间是诏安海运最兴旺的时期，同治以后，由于有了洋行经营的大型轮船，以大驳船为运输工具的老船运业，逐渐被洋行取代。
抗战期间，厦门、汕头相继沦陷，诏安成为陆上运输的中心，全县挑运工人数达到500多人。加入挑运工队伍的，有贫苦农民、侨属妇女、泥水木匠、裁缝等。侨属妇女往日靠侨汇维持生活，战争一起，侨汇断绝，只好也加入挑担的行列。黄家祥的母亲就是靠挑担来维持生活的。挑运工一般半夜就要上路，一来怕日本飞机轰炸，二来怕兵匪找麻烦。挑担负重通常在100斤以上。有时，桥断了，还要涉水而过。走到半路，天也大亮了，就坐下来歇歇脚、吃早饭。早饭是各人自带的饭包，大都是几块地瓜、一碗野菜冷饭就着路边坑水对付一餐。因为一路上肩负重担，腿脚不停地走动，血脉贲张，大汗淋漓，又要涉过清晨凉寒的溪水、坑水，这样乍热乍寒，气滞血凝，肿起硬块。回家后得用烧红的砖块、瓦片，放上一片菜脯（萝卜干），将脚底放在菜脯上熨烫，才能消肿。
黄家祥讲三都的商业非常细致。1931年扩大了中山路，这时候已经有10多家百货店，经营的商品，有当地土货，也有进口货。东门社区有长200米、宽3米的杀猪巷。做家禽生意的，收来以后就在东溪边“草庙”一带放养，之后走水路运到广东东陇一带销售。城内有4个鲜果市场，其中有两个靠近寺庙。县内东溪上游流域的木材、柴片等山货，放排漂流（每次漂放柴片数万斤）到砻头，再盘运上梭仔船下运。内地的产物，不但在县城卖，并且同时也在溪南、西潭两个比较大的集市上卖。三都有集市的地方，往往也是建神庙的地方，商业交易之始源于群众性的庙会活动。按照黄家祥列的一览表，他们基本上是天天开市。猪墟牛墟的“猪中”“牛中”，除了在当地比较有威信，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外，还有识别牲畜的本领，他们会根据猪的品种质量、买卖双方的心理以及当日的市场行情，折中开出一个较为合理公道的价码，促成买卖的成交。
黄家祥对传统农业的介绍同样细致。他不但介绍了米和品种，而且还介绍了育种、插秧、施肥、拔草的全过程。如果是早稻，插秧之后过80天就可收割。如果是晚稻，要过100天。甘蔗种植，由于民国初期有来自台湾、南洋的新品种，榨糖的技术也因此得到完全的改造。
黄家祥详细介绍了花生种植与水产业。捕捞季节主要是五月底到九月中。他们利用牡蛎苗随潮浮游遇石寄生的习性，在浅海低潮线下投放条石、乱石、瓦片，让其附着繁殖，依靠潮水淹浸而自然生长。入清后，乡人在海边筑堤围海，堤的外面朝海处，以石头筑成，内面则以海土填之，被围起来的海涂称为“埭”。“初筑不堪种艺，则蓄鱼虾，其利亦溥。越三五载，渐垦为田。”淡水养殖，一般是用青草做饲料，有条件的再投些人畜粪便。
诏安三都在明清时期，地方手工产品主要有陶瓷、食盐、蔗糖、花生油、纺织品、凉果和溪海船等。县城形成了一些从事某种加工业或手工业的聚落，如布街、宁仔街（居民以织渔网为业），水车街、牛磨街（居民以加工面粉为业），新厝前巷（当地有人做雨伞），灰窝巷（将壳灰和桐油加工成造船用的“桐油灰”），打石街、绵远街（原名面线街，产销面线），油车巷、交历街（居民大部分从事竹器的加工销售），灯笼街（冥纸、香、蚀等丧葬品产销地）。抗日战争前夕，全县从事粮米加工的130家，面粉加工10多家、油料加工43家、酿酒作坊5家、染布作坊20家、建材加工近100家，糖寮90多处、盐场4处。到1949年，剩下土糖寮80多家，从业人员500多人。榨糖一般在公历的12月中旬至翌年3月下旬。榨油业方面，每条油车可日榨花生果500公斤，出油135公斤，剩下的还有“枯饼”，可用作猪饲料或上等肥料。三都民间所酿有白米酒、老红酒、地瓜烧酒、果酒、蔗酒等，以白米酒、老红酒居多。
黄家祥还描述了用苎麻做夏布。夏布要成为成品，还须经过漂洗洁白、染色晾干、滚蜡三道工序。民国时期，三都从事竹木器制作的有近150人。有的专门用南洋出产的柚木、楠木、酸枝、花梨等上等木材做成红木类家具。县城还有双正、双太等打铁作坊12家、锡器铺2家，此外还有游街走巷搞修理的工匠约140人。
黄家祥在本书下册有专门一章讲资本流动，包括没有银行之前的各种各样的货币。当时县城有经营金银首饰的店铺12家，他们也会代顾客鉴定银圆，并在银圆上打上该柜头的记号。全县开设的当铺有10多家，很多是沈姓人开的，其中，仅西潭村就设有逢兴、源兴、吉成3间当铺。土地的典当期限少则8年，最长亦有12年的。个人典当或出卖园田产业前，应先征求本村族人的意见，否则族人会出来干涉。船运、捕捞与开店，一般用合本经营的方式，参加合股的股东，共推一人主持内部管理和对外往来，因其兼带负责主持祭祀事宜，因此俗称“炉主”。
另外一章是讲农事、工商习俗。水稻浸种，要用7种象征吉祥的花草泡过的“圣水”喷在谷种上，种箩上要插一枝石榴花，再放到灶房来催芽。灶房严禁产妇、孕妇、醉汉进入，以免亵渎灶神。在等待种子破壳吐芽的时候，人们需带祭品到准备育秧的田头上，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插秧结束要备供品、寿金祭土地公。四月二十六，要祭五谷神，以保稻种不霉变。五月初四和八月十四，又要备牲醴拜田头土地公，但忌用面条、粉条之类食品祭拜，怕引起虫灾。拜后将寿金压在田头，酬谢、祈求神灵御虫驱邪。稻熟期间，农民以细竹夹寿金插于田头敬土地公。晚稻登场后，家家做舂糍，备鸡、猪肉到田头祭“田头公”，并设宴酬谢农友。遇到丰收年景，有的村社还备三牲、请社戏祀神庆丰收。
有关船的装饰，各地的规矩不同。按规定，凡是福建的海船，要用白漆油腹，绿漆油头，头部两侧画上黑圈，像鸡眼一样。新船从“起工”到“落令”，孕妇、办丧的人都不宜靠近。下水前，须选黄道吉日，备牲醴，烧化银纸，在船边祭海上的亡灵游魂，在船头拜船头公，以期吉利。新船交付船家，船老大要带着船员到妈祖庙“包香火”。然后持香炉中香灰包入红色小布袋中，并妈祖画像，带回到船上供奉。渔民海上遇险，要喊“妈祖”，不能喊“天后”，否则，妈祖不会那么快出来。新船首次出航，要举行“消度”仪式，一般是请道士或师公来做。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到妈祖庙敬香，初二、十六，在海边烧冥纸、祭亡魂；渔船首次出海，要到海滩拜无庙无偶像的海神。农历六月初六，要举行“补船运”的仪式。农历七月二十九是海神遇难日。这一天不出海。入夜，男女老少穿戴一新，涌向海滩。各家各户携带祭品，面向大海跪拜祈祷。每隔若干年做一次“海醮”。渔民在船上生病断气，必须取黑狗的血加入水中，用来清洗船身。在船上吐口水或小便，应向着船的左边，因为船的右边有帆。船上男女，即便是夫妻，也忌交媾，否则，水神要见责。
黄家祥对养六畜的描述也很细致，如，养公猪的通常是无后代的光棍汉。腊月杀猪，要将猪的耳朵悬挂在堂屋的正梁上，会助发财。母鸡打鸣、啄食自生的蛋、生下“鬼蛋”，被认为是凶兆，要把鸡按在门槛上砍头，并说些吉利话。黑鸡白头，吃了会生病。把老牛、病牛卖给人宰杀，要把牛绳或牛鼻环带回来，牛主不得往后看，表示这是不得已的事，不忍心再看。
三都很多乡村是有技术特色的村，有专门做陶瓷、铁锡器、泥瓦、石匠、木匠的人。过去，地方大凡建祠堂、寺庙以及家居大厝、洋楼，会请两班工匠参加营建，并以建筑质量和工艺水平给付报酬。各类行业都要认祖师爷，如土、木、石、瓦匠尊祀鲁班公，陶瓷匠、金银铁锡匠都尊祀太上老君，裁缝供奉轩辕，制鞋匠供奉孙膑，纺织业供奉嫘祖，印染业供奉葛洪，制茶业供奉陆羽，酿酒业供奉杜康，剃头匠供奉吕洞宾等。据说工匠如果对主人款待有意见，就会在建筑过程中，或将符咒压在门斗石缝中，或将孝子戴过的白布砌入砖墙内，或在房梁上放置被施过法的小人等。这样，据说这一家人轻则会破财，重则会死人。木、瓦、石匠每到一地，晚上睡觉前，要把自己的鞋子一只正放，另一只鞋底朝上放，表示人和邪鬼互不相犯。做棺材的人不能制作家具。商人要祭拜本行业祖师爷，如纸店和书坊要祭拜文昌帝君，绸缎商祭奉关公，饮食店祭奉詹王，酒店要祭奉杜康、仪狄，药铺要供奉药王等。通常街面上的商店在正月初二重新开业。如果开门进来的第一个是妇女，尤其是孕妇，被认为是晦气，客人走了后要烧一张草纸破解。
忌将算盘倒扣，这样会打乱财源。扫地时，忌由内往外，也不得坐或踩门槛，这样会使财神进不了门；药店、棺材店送走顾客时忌说“再见”之类的客套话。商人尽量不要得罪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和乞丐帮。
习俗
黄家祥描写的习俗包含拜神、节庆及过渡仪式。地头神是当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人死必要报地头，由村中长者持白灯笼，带领死者男性子孙穿孝服到地头神庙报死。到庙，长者上香后取出年庚帖，对着神像报告说：“生从地头来，死从地头去，时辰念给老爷知。”
这些庙，有的同时也是同一个乡村的宗族的庙，或者是一个乡村几个宗族共有的，或者是几个乡村一个宗族共有的。县城的地头庙，都是几个宗族共有的。黄家祥还列了三都所有地头庙的表。在水口、路口犯冲煞的地方往往建有土地庙，庙门通常贴一副对联——“这公公做事公道；那婆婆苦口婆心”。
与土地相对应的是天上的玉皇大帝，当地人称他为“天公”。玉帝的女婿司命灶君（灶神）受派遣降临下界，每年十二月二十三上天奏报民间的善恶。嗣后两天，玉帝会在诸神陪同下，到凡间惩恶扬善，于是便有十二月二十五设香叩迎玉帝的习俗。正月初九是玉帝的诞辰，这一天，有诸多禁忌，如洗脸水不可倒于露天，小孩不可随地小便，妇女内裤不可晾于外边，垃圾不可倒于外边等。各乡村几年会做一次“好事”（即报赛祈安），在村庙前竖一连枝带叶的“天竹”，挂一盏白底红字圆形的“天公灯”（这种习俗与台湾北部的习俗一模一样）。庙里的全体理事，要在是日清晨4时集中焚香礼拜。待到当年做“好事”的第一日将天竹烧掉，天公炉和天公灯则恭送至溪流边，让其随水漂走。在“天公生”和做“好事”之间这数月内，“庙公”每天早晚要给天公敬三杯茶、上三枝香。
1562年，倭寇攻县城，知县龚有成组织民众护城，诏城将破，夜间梦见关公显灵巡城，告之军民，由是士气大振，县城得保。嗣后，知县倡建“武庙”并以此为祀典庙。类似的神明故事极多，如1556年倭寇犯境，其中的一股乘坐23艘船从梅岭登陆，当地渔民避入悬钟城里，忽见红面虬须、身穿黑铠甲的关帝爷出现在城头上，挥舞手中大刀，将一架架登城云梯砍断，倭寇纷纷掉落城下。这时，从城内关帝庙又飞出上百只衔着火种的神鸦，点燃了敌船，顷刻间，23艘敌船灰飞烟灭。另外，天地会一类的结拜兄弟往往要在关帝面前立誓。关帝渐渐地便成为神通广大有求必应之神。有人久病不起，家人便诣庙许愿，并将那柄大刀请回家中，裹以红巾，每日香烛上供。
关帝游神的规模是南诏最大的，地方武馆中人纷纷前来参加并进行武术表演。巡游过程中，他那把饮过血的神刀，不时被人请入家中厅堂走一圈，如此可保一年家宅平安。拜关帝最好的供品是一个用炒面、米粉拌白糖做成的寿龟，上面写着“福寿绵长、财源广进”字样。
1720年县城的妈祖庙被定为祀典庙，当地的船上，船头贴有神符，后仓供有她的神位。抬妈祖出来巡游时，坊间结婚多年不得子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当轿夫。轮不到抬轿又渴望生育的，必争着上前去摸神像的脚。在妈祖诞辰那天，悬钟天后宫前面浅海处往往会有海豚来聚，渔民说这是水族前来朝圣，不敢捕捞，且会将粿品揉碎，撒到水中给鱼吃。在“妈祖生”，船民、商户还要吃韭菜炒面线。传说有一次妈祖正在家中纺线，突感父兄出海遇险情，即闭目手挽纱线，游去解救，纱线变作坚绳，使海上船只的桅杆帆索不致被风吹断，最终船只安全返航。
清乾隆、嘉庆年间，诏安有道教分坛20多处，道徒100多人。到1937年，只有住坛道士7人，居家道士30人。俗家道士散居在民间，设坛奉祀“三妈”，为人驱鬼治病、度生、度死。“度生”者称“红头师公”，“度死”者称“乌头师公”。清末民初，较出名的道坛以沈姓为主（黄家祥关于道士的信息多数来自沈火兴）。他们治病时用《张天师祛病符法》，先请天蓬力士，再拜秽迹金刚、降妖伏怪，然后便动手画符。
当地人认为，香花僧是跟道宗和尚有关的，他1674年组织了反清复明的天地会。1681年失败以后就创立了香花僧。现在保存在诏安凤山报国寺的清代《香花僧秘典》抄本记录了该派的法事科仪。为了从“丛林”那里争得更多的法事机会，香花僧用的是特别响亮的大锣大鼓，袈裟也很精美，同时有武功表演和上刀梯（杆）。民间的庙宇，如三都的关帝庙、妈祖庙、玄天上帝庙、开漳圣王庙，都由香花和尚做庙祝，还有“住家僧”。据报国寺的住持释道裕说，香花僧人大多是从小培养的，有的是因为孩子的生辰八字与父母相冲；有的是因为孩子自小体弱多病，父母怕孩子夭折；还有的是因为家里穷，父母便将孩子交给和尚，名为“代养”；一般7岁左右进寺庙，16 岁正式宣誓入门；其间不但要念经、学武、练字，还要学医、算命、卜卦、相面、看风水。
很多庙祝也是乩童，较多的僮伎在家中自设“神馆”。民国时，仅城关东城村，据说就有神馆10余家。据说打僮是与较低级别的鬼神通气，而扶乩则能同较高级别的神灵通气。要成为这种人，有的会无缘无故地大病一场，又无缘无故就能好，好了以后，语言神气会有很大的改变；有的会突然疯疯癫癫，哭笑唱闹，不吃不喝不睡觉，几日后清醒过来，对人说到什么神仙洞府去了一趟，神托他显灵。替人问神者多数是神汉，替人问鬼者多数是神婆。他们自谓有办法前往阴曹地府，请已经去世的人来对话，或问家中的事。六月初六的晚上问死鬼最灵。周围有人念咒使其入迷，当发现神婆昏昏欲睡时，接着念，过一会，僮伎浑身打哆嗦，这就意味着已将阴府所要寻找的亡魂带来，但阴阳相隔不能露面，委托人可通过僮伎之口而与死者交谈。为了与神明通话，老百姓可以去求签和卜杯。人们较经常去的是关帝庙、天后宫、城隍庙、东岳庙、上帝庙、威惠庙。中秋之夜抽签卜杯最准，因此这天到寺庙抽签卜杯的人要比往常多。是夜，有的妇女会窃听人讲话，以此来预测所求之事，叫作“听香”。那天也是个好日子，有的去“观老爷”“落阿姑”“观戏童”等，有点类似扶乩，但要简便得多。
敬神怕鬼是正常的，但大多数老百姓两者都怕，所以有许多忌讳：孩子衣服忌夜间在露天晾挂，怕神鬼收了他的魂魄；吃饭时不要说话，以免冲犯食神或引来饿鬼；忌将住宅建在宫前祠后，怕出入冲撞了神明或碰到阴魂不吉利，因为神是从前面进宫门，而祠宇里祖宗的魂灵是从后山来的；床板一定要是奇（阳）数，忌四片和六片板，因为“四”和“死”谐音；路上宁宿墓地不宿破庙。
黄家祥在民间庙会一章讲到南诏社会的基本传说。原来县城西郊有一个将军庙拜开漳圣王陈元光和他部下的6个将军。据民国《诏安县志》记载：“庙原在良峰山麓，元时建，嘉靖间寇乱庙毁。”据当地传说，庙在被烧时，老百姓进去抢救神像。凡抢到什么神，就变成本村的保护神，结果，各姓都得到了别姓的神，比如东城沈姓抢到欧哲为地头神，把他放在了自己的功臣庙中。到1739年，该庙重建，被定为祀典庙。地方如遇外侮，须组织民兵抗御时，往往要集中在威惠王庙誓师，并在庙中请旗，用香炉中的香灰包成一个个香灰袋，发给每个参战者。农历二月十六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圣诞庆典，是县城内外众民共襄的一项大活动。活动举办3天，地方官会同地方乡绅进庙行祭，由县知事担当正祭官致祝文。
活动中为了表现开漳神祇的伟烈勇武，还表演“英歌舞”。担任主演的通常是从潮阳请来的开漳族姓后裔，诏安县城东关、东城一些武馆的人担任助演。表演结束，全队面向圣驾列队，由“师公”“师婆”代表众人向圣王和六将焚香致敬。
沈世纪冥寿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五，华诞日是农历二月二十二。前者是东城主持，后者是城关顺庆堂主持。一个庞大的游神活动的高峰是快到祠堂前的“跑王”，以模仿当年平蛮唐军的气势。因为将军庙失火时，陈姓人救了沈世纪的偶像，所以杨彦杰所描述的端午节的游神，沈世纪的偶像是由陈姓人抬的。县城东门内灵侯庙里的李伯瑶将军和他的夫人焦英，民众尊称其为“王公”“王妈”。相传，王妈原是清代诏安城郊介里村人，一天进城卖菜，遇雨避入灵侯庙，见庙内奉祀的李伯瑶相貌英武，便焚香祷告，望能嫁得如此夫君。之后，王妈经常来给灵佑侯上香，时日一长，日渐消瘦。最后，族老找到灵侯庙主事，决定祈杯问灵佑侯，是否欲娶焦英为妻，卜了三次皆得圣杯。焦英在介里的家中，恰于当日告别人世。于是人们塑“王妈”像，与“王公”李伯瑶并祀于灵侯庙。她在介里村的墓，称为“姑婆墓”。
南诏每3～5年，要做一次大规模的祈安活动。1945年腊月初一到初八，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祈安活动做得特别大。时任县长的钟日兴从纪念抗战阵亡人员和活跃地方经济方面考虑，表示支持，先在东岳庙做了4天的醮事，再到威惠庙做了4天的超度。选择这两个庙是因为过去县城较大的法事都在这两个庙举行。这场法事请香花僧来做，坛班的“首座”（主法师）请的是平和高隐寺住持苏枝法师。这段时间，地方泽枯堂人员则四处调查抗战期间因战乱失祀的遗骨所在，将白骨分别用厚纸包好，放于灵瓮中，送到良峰山义冢集体安葬。县府将抗战中牺牲的战士遗骨掩埋于县城西郊的良峰山麓，并竖立“抗日阵亡战士纪念碑”。祈安前一两天，县城的街道被打扫干净，各家各户于门前挂“天公灯”。
第一天，请神。第二天，武生登刀梯。第三天，僧人在大埕上走五方，请五方神灵前来驱魔降煞。第四天，众神巡游城关，有4米多高、纸扎的“大哥爷”“二哥爷”，有活人装扮的矮子鬼，有手执三尖叉、扮成夜叉模样的人，沿途遇到人家有请，就入门登堂作捉拿疫鬼邪祟状，捉拿后投入“镇妖桶”中；有的妇人拿纸箔在孩子背上擦过三下，口祈平安，完后将纸箔丢入桶中。第四天下午送瘟神，俗称“送王爷”（这个习俗与台湾一样）。“大哥爷”“二哥爷”和“矮子鬼”押解“镇妖桶”殿后，前往庙前200多米的东溪边。这时，沿途的店铺、住家皆关门闭户。请“王爷”进入放在溪边的一只长5米、高宽各2米的纸扎木架做成的船中，众人把“日本鬼子”像装上船，请“王爷”把瘟疫的妖魔驱除，让其随波逐流。
做普度需要一个纸扎的4米高的大士，又称“鬼王”，头上还要立一尊观音。第一天，请诸佛到内坛，先洒净水把法坛改为净土地，然后法师手持写有抗战烈士户籍、姓名的符牒（“赦书”），高声诵读，之后将符牒交给骑在一匹白马上的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扎和尚，请他做下地狱赦免死者的赦官。天亮以后，各姓族老及抗日烈士的亲属到达位于县城西郊的良峰山麓。在那里，县长宣读祭文，然后“放焰口”。第二天午后举行渡桥仪式，亲人出钱过奈何桥，让死亡的人再生。第三天，到先天上帝宫，祈求大慈大悲佛祖让生者获福，让死者超生。尔后在宫侧临溪的“五水交汇处”，将众人带来的一大桶活鳖倒入溪中放生。傍晚放水灯，迎阴客，有一些是僧人制作的“莲花灯”，待灯漂出一段后，一些小伙子纷纷下水捞“莲花灯”，得灯者希望添丁生贵子。第四天，僧人表演杂技，追着夜叉，翻跟斗、破地狱。下午供地藏王。晚上赈济幽魂。大埕的周围空地上，摆满灵屋、库银、纸银、孤衣、纸帛，坐台主法师一跃上台，存身为元始天尊（即道教最高神），念《骷髅真言》，将食物散发给群众。抢孤结束，将观音大士像转身向北，连同纸马、纸和尚等一起焚烧。施孤仪节必须在亥时之前完成，据说超过时间，对参加的人不利。
过年习俗，当年过门的新媳妇正月初一一整天都要待在房中，娘家会给出嫁女儿“送春盛”。初三为“赤狗日”，新丧之家在这一天祭亡灵，非近亲不宜上门拜年。这一天又是“送穷鬼日”，是日人们把屋内污秽杂物打扫干净，送到田野上焚烧。点香为供，叩头作揖，连说“穷鬼去，福星来”。公用水井通常在初三重新启用，“开井”时老妇带头，带橘子、清茶、红糖、素果等到井边祭井神。初四是上天述职的神灵返回人间的日子，夜半子刻交炮声响，在家中摆牲醴并用生鲤鱼等祭品拜迎，完后即到祠庙进香。初五，节日的禁忌可以解除，可以打骂小孩。这天也是财神赵公明的生日，店铺皆办供祭拜。正月十五为注生娘娘诞辰，新婚夫妇要把“灯花”送往祖祠，悬挂于梁上3天。婚后得子的人也要在祠堂“挂灯”。入夜，族中一年内娶进门的新娘和抱男婴的少妇，要在亲人陪同下到宗祠，在灯花中漫步穿行，再绕到祖宗牌位前，寓意将新娘、新丁介绍给祖先。当晚，新媳妇要由年长妇女陪伴到寺庙拜菩萨（俗谓“落庙”）。城隍庙在灯下挂善恶诸图，分男东女西供人观看，以示劝诫。城内关帝庙和南市朝天宫内安置的“盘铃傀儡”格外引人注目。宗祠是举族欢庆元宵的中心，通常从正月十三到十五连闹3天，多数乡族会于正月十五将祖宗像和地头神像通通请出来，在开基村和分支村游行一遍。
每年从正月初五起，和尚要巡视弟子家门，并念经，一直到四月才停。凡是家中有人在当年六月以前去世的，在六月初五晚至初六凌晨要为死者做超度法事。七月初七，家里有15岁以下小孩的要敬“床公妈”，年届15岁的儿童，由家长带着举行“出花园”的仪式。七月初一开地狱门时，各家宅门前就要挂上“普度灯”，直到七月三十关地狱门时，才把灯取下烧掉。各地头庙轮流做普度。鬼节那天，县城威惠庙等寺庙前大埕上会搭起法师座，做“盂兰盆会”。八月十五，家庭主妇会领着小孩子对月焚香礼拜。冬至日一大早，家庭主妇会煮好生姜红糖水，将糯米丸下锅煮来吃。因为当地人说没吃糯米丸会变精；还会弄一点糯米丸汤给猪、牛吃。那一天，众人也要到祠堂祭祖、上坟扫墓。腊月二十四“送百神上天”，谒见玉皇大帝。1661年，清廷禁海，强迫沿海居民内迁50里。背井离乡的民众，因无法奉祀地头庙中的神灵，于是临行时诣庙烧香，送众神回归天庭。到康熙后期，弃地展复，又请诸神回驻神庙。
结婚那天，新郎、新娘要穿用土白布制成的内裤，3天后换洗收藏，待其亡故入殓时再穿。打扮完毕，新娘由父亲带着，到其一生唯有这次能进的祖堂，向祖宗告别。同时送女儿一包红糖，女儿拿上钱、米和红糖，装入出嫁特制的肚兜，待到夫家，再将钱、米倒入夫家的米缸，将红糖一半放水井、一半放水缸。
出门要哭。哭能给家人带来好运，还免得魔鬼因嫉妒加害她。起轿时，新娘要将扇子从轿边丢下，谓之“放心扇”。女方家拾扇后，急将大门紧闭，意谓其女死心塌地待在夫家，不会常起回家之念。迎亲队伍一般在中午前到达男家，夫婿象征性地以扇敲轿一下、用脚踢轿门一下。启开轿门，新娘头顶米筛出轿，从出轿门到进厅门，要头不见天脚不着地，以免触犯天上神、地下鬼。中午酒席，每上一道菜，有一套吉利话。下午，便有女性的姻戚堂亲，到新人房中与新娘见面，但孕妇、寡妇、服孝者，再婚妇女以及生肖相冲者、高龄未生育者，均要回避，以免冲喜。婚后第三日，新婚夫妇去娘家吃午饭，傍晚回夫家，不宜在岳父母家过夜。回夫家时，男家须燃两圈火把来接，女家也须燃两圈火送。据说单用女家的火把，旺气将会随火把送到男家去；反之，男家用火把来接，而女家不用火把送去，则男家的旺气也会被送到女家。去娘家时，新郎在后。回夫家时，新娘在后。
依三都地方的俗信，人的孕育和诞生，不是自然的、生物的过程，而是由神祇主宰，灵魂转世的过程。这中间既有神的庇佑，又有鬼怪的侵扰。因此，孕妇、婴儿及亲友，都要遵循一定的仪规，否则，会引起神灵不悦、鬼怪作祟，给个人、家庭，甚至全村带来不幸。妇女一旦怀孕（俗称“病子”或“有身”），就要忙着保胎、补胎。妇女怀孕后，被认为是由“土神”（胎神）在孕妇的房间内保护胎儿，所以家里人不能动灰土，不得在墙上钉钉子，不得跨过牛绳，因为牛怀胎12个月，怕延长胎期，不参与“红白事”。如果男女结婚已久，女方尚未怀孕，婆婆会领着媳妇到供有碧霞元君（俗称“注生妈”）的东岳庙或供有观世音菩萨的庙去拜求。注生娘娘身后有一称“婆姐”的侍女，抱着一泥塑小孩子，过去拜求的人总要从孩子的“小鸡鸡”上刮一点泥下来，带回家掺和在水中给想怀孕的新妇吃。东岳庙因为求子刮泥的人多，故每年总要给小孩重做“小鸡鸡”。求子也可求助于巫觋，请其“巡花丛”，找花朵：“白花”属男，“红花”为女。
县城人家如遇难产，要请三官神像，供在厅堂。产妇的丈夫要到岳父母家报生。岳父母在婴儿出生的第二天，除送鸡和鱼以祝“开生”外，如生男的还送面线，以寄连续生男婴之意，如生女的，则送猪肚，寓“换肚”生男之意。产妇若在“月内”死亡，要入阴府地狱受浸血池之苦，要等儿子成人后做佛事，念《血盆经》后才能超脱。因此，产妇坐月子期间要请有经验的妇女为婴儿“洗三朝”，洗去婴儿身上带着的前世污晦（俗谓婴儿是转生而来的）。浴毕，给婴儿换上由外婆送来的新衣，抱婴儿拜床头“姐婆”（婴儿的保护神）。俗谓产妇身体不洁，会污秽神明触人楣头，所以不宜参加祭祀。产妇的丈夫在一个月内不得上别人家串门，否则会给人家带去晦气。县城有的人家，满月时会抱婴儿到东岳庙，拜过“注生娘娘”，取案前一点香炉灰，并注入石榴花水，来为婴儿洗身。出生后要报告宗祠，请族长根据幼儿辈分取名。有的人家，因小孩命中犯关带煞，会请和尚、道士取法名，最常用的是观音的“观”字。如果孩子出生的时辰与父母相克，要将孩子送给不会相克的人当儿子。
民间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去阴间地府，等待时机再从阴间转世托生。俗语说“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丧葬就是大事。家中死了人，即停止一切营生，举丧7天。凡50岁以上或做“公”“妈”辈者，就要将其安放于厅堂，并“遮神”，就是将正厅所祀的神像和祖宗牌位用红布或米筛遮住，并将“天公灯”迁移，以免神鬼相冲。要防止猫、狗跃过尸体，免得尸体坐起来。如果死的时间是鬼月或腊月，其家人须在门外吊一块猪肉，以防野鬼吃死者的肉。人刚死，尸体要洗，死者生病时用过的药罐和盘碗要击破，表示死者的病不再遗传子孙。同时，要抓紧“报亡”，对着城隍或土地公说：“生从地头来，死从地头去，时辰念给老爷知”。若是母亲去世，长子要拿红包去接娘家来的人，表示母亲是嫁肉不嫁骨，所以葬前须向祖家“买骨头”。在给死者穿上衣服之前，先由孝男站在竹凳上，头戴竹笠，之后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表示上不见青（清）天、下不沾黄（皇明）土。这反映“反清复明”的意识在诏安特别强烈。
在诏安出殡，只有孝男和主要男亲属前往墓地。死者的大女婿走在队伍前头，沿路撒放纸钱，是施舍给野鬼的，以免其拦路。神主牌要带上山，由族中长者用朱笔在神主牌上端左、右两边各添一小点，口中唱道：“两耳聪明，子孙繁盛，科甲连登。”再用毛笔蘸榕树胶在牌上的“王”字上添上一点，使其成“主”字。送葬队伍回家（俗称“回龙”）时，奉装着死者神主的米斗入灵轿，孝灯随其后，孝男手持灵幡，招呼死者：“爸（妈），回家吧”。队伍快到的时候，孝妇、孝女手捧红米圆、茶水、米糕、线面，列队至附近路口跪迎神主，称为“接主”。有的人会请师公，即和尚或道士“做七”，“三七”是出了嫁的女儿做的，“五七”是结了婚的孙女做的。“尾七”做法和“头七”相似，但俗信这时死者灵魂已找到投生处，所以祭奠更加隆重，除了自家祭奠外，亲友也会前来焚化银纸，祭后丧家设宴酬谢。“做七”的49天，丧属不得上他人家串门。凡死于外地者皆忌讳运灵柩入村社内，只能在村外搭棚停柩治丧。每年死者的忌日，也只能在村社外祭拜。婴幼儿死亡，用草席包裹，在荒郊野外挖个坑埋葬，并用畚箕盖上，以防野狗将死尸拖出。渔民出海作业失事，要请道士或和尚，抬着神佛像到海边招魂。考妣的“生忌”“死忌”皆做，“祖考妣”则通常只做“死忌”。
本书有两篇文章描写靠近县城两个沈姓的村，第一篇是讲仕渡的，是本村人沈荣波与刘劲峰合写的，他们说最早来南诏的沈姓人是楸公的第八代人梅港公，他是元末的一个知识分子，跟刘伯温是好友，因为当时政府腐败，来到南诏。仕渡沈姓出了两个进士，第一个是沈一葵，1676年的进士；第二个是沈作砺，1701年的武科进士。仕渡是以龟形墩为中心，村子坐北朝南，同时建了围墙做土堡。南门是正门，向大海，可是其他三个门都有自己的水口和土地神，有聚藏堡内生气的作用。仕渡有3座庙19个祠堂，为了避免影响县城的风水，只有主庙和总祠建得高一些，其余建筑都建得比较矮。灵惠庙是该村的主庙，所以被安排在土堡西面风水最佳的位置上，坐东向西，正对诏安的祖山。灵惠庙也叫大庙，主神是仕渡沈氏家族的保护神张伯纪夫妇（张伯纪是将军庙烧掉时被沈姓人救出来的），当地人称之为“王公”。庙里还有三官爷、土地爷及他们的妻子。这个庙是8甲共有的庙（即仕渡5甲加上附近3个村各1 甲）。
正月十三至十五进行3天的祈春仪式，演3天3夜的潮剧，还有庞大的游行活动。二月十八是王公寿诞、七月二十五是祖公武德侯寿诞。最隆重的是正月十五，王公及王公妈坐八个人抬的轿子，三官及三官妈坐双人轿子巡游，还要举一把大刀，到有灾难的房子里赶鬼。相传三官爷是圣王公武德侯的中军，他们在正月十五的上午巡游后要求晚上再出去观灯赏月。武德侯一再劝阻他们，但三官爷两夫妇回答，即使会挤断手脚也心甘情愿。之后，每年正月初二，庙总要挑选好一二十名壮汉做三官爷、三官妈的护卫。正月十五下午五时左右，当壮汉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们乘着酒兴，一把将三官爷、三官妈从神龛里拖下，并粗鲁地脱去他们身上的衣裤（只留下贴身的内衣、短裤），向着门外冲去。庙门外早已挤满了前来哄抢三官爷、三官妈的人群（要得到三官的福气，或者生男孩，或者得肥猪）。为了引开大家的视线，壮汉扯下三官爷的手脚，一边扔，一边往外跑。抢到了三官爷、三官妈手脚的人会用石榴花水将其手、脚洗得干干净净，用红绸缎包好，供奉在神台上。待三天供奉期满，又恭恭敬敬地将之送回到大庙。
良峰山将军庙被烧时，沈世纪的偶像被北门徐姓人抢去了，放到了他们的真君庙里。每年六月三十，沈姓把他们的祖公从祖宗庙抬出来巡游，轮流在70多个沈姓祠堂和乡村供奉，轮到仕渡则是九月初三和初四。人们先到坪寨去接他，把他放到大庙里，8甲各有固定的时间来拜。每甲各要供奉一头肥的黑猪和一只灰鹅（因为灰鹅是他的敌人）。现在这个轮流制已经不存在了，由东城和仕渡各做偶像，各有自己的轮流祭祀权，仕渡是七月十四至十月二十六，轮流巡游16个村。
以前，每4年要在大庙组织一场道教醮式活动。腊月二十四，送神上天那天，要开一个理事会，腊月三十要派人到真君庙恭请武德侯，并在那里守岁，以保证能请到祖公来参加醮事。建醮前12天，他们敲锣打鼓去接武德侯，还要去两座庙迎请妈祖和观音。建醮开始，先把神像放到大殿里，墙上悬挂三清、四府及赵、康元帅的画像，庙门外有一个两层高台，台上设三界公神位。外面还有一个做普度的高台和一个纸扎大山人的大士台。打醮第四天，25名隐藏了灵魂的壮汉，分成5组，各扮5员大将，在2 名道士的率领下，分5个方向到各户巡游，其中一名道士口含烈酒，不停地喷到油火上，以烧去各种邪魔秽气。另一名道士要在厨下安灶。道士一出门，事主紧闭大门，道士在门上贴上一道驱秽符。这项仪式，表示孤魂野鬼被赶出了屋，然后抬大士（又称焦面鬼王）驱赶他们到大埕上去接受普度。普度的特征是各种用面粉制作的像生食品，最后用高价聘请孤寡老人把大士的头砍下，送到河边焚烧。第五天凌晨拜天公、送神。
据沈梅生说，东城村是元末第九世祖（即东城祖）开基的，他有两个儿子，长子辽东，次子后岭，从军辽东。两人都生了两个儿子，分成4房，分布在20个乡村。东城的祠堂，据说是明成化年间建的，后因风水的原因，介庵公进行了改建。清末，东城村有糖坊8间，榨油房2间，染房3间，客栈2间，行铺不下50间，4个潮剧团和1个木偶戏团，还有很多船，进行往北的生意。1899年，东城最兴旺的时候，他们做了12天的清醮，和尚、道士都被请来。元宵节时，他们需要用肥肉做成猪油象，用瘦肉和鱿鱼做成鱿鱼狮，用猪头雕成弥勒像，用面粉调颜色捏成各种小动物。和别的地方一样，他们中秋时做月饼也是为了偷偷摸摸地杀掉驻扎在各家的元兵，并说抗元活动是刘伯温组织的。普度的轮流顺序是七月初一从林中开始，七月三十是仕雅，东城排在七月二十二。每年正月初五，10个大甲社，8个神馆，要到地头庙去选。
沈梅生说祖公巡游从六月二十八起，到十月二十八回庙。东城请祖公，刚好是祖公生日的七月二十五。七月二十四，一小部分人先去东城把祖公迎来。下午4点祖公坐船到达时，有一个庞大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把他迎往明宪祖祠。离祠50米时，队伍要飞跑入祠堂（跑王）。第二天（七月二十五），家家杀鸡、鸭、鹅，备牲礼到祖祠祭拜。据说武德侯祖平蛮时，破了36寨。鹅仔寨最难攻，祖公去察看地势，来到一处山坡时，遇到一群白鹅，惹来阵阵惊叫声，寇兵闻声纷纷出动。祖公藏身于白豆园中，方脱险。从此祖公爱吃鹅，不吃包有白豆馅的粿。第四天，塘西来东城迎祖。
杨彦杰谓陈元光从熙宁八年（1075）到绍兴三十年（1160）间曾被封十次，但他的六部将并没有在《宋会要辑稿》中被提及。杨彦杰又说诏安北关的“跑贡王”活动涉及两间地头庙：一是真君庙，本来只祀吴真人，乾隆二十年（1755）重建时才把唐将军沈世纪供奉于后殿；二是护济宫，祀唐将李伯瑶。据康熙三十年（1691）诏安县志，沈世纪和李伯瑶原来都被供奉在沈李二公庙。杨彦杰相信五月初五的跑贡王最初只牵涉这所庙宇。沈、李二人是结拜兄弟。李是文官，沈是武官，并戴面具。据一崇祯十三年（1640）庙碑，沈、李二人会于端午节觐谒陈元光。嘉庆七年（1802）县志则表示北厢沈、李二公迎神游街只有出巡，没有入城觐谒陈元光。今天真君庙共管6甲社，护济宫则有5甲，所以李伯瑶只巡5甲社。沈世纪则巡两宫所辖的共11甲社。每次游神凡是家中有不顺都会请沈世纪的大斧去横扫一遍。二神相遇时会把两把大扇子并在一起，遮住神明免生争端。由于跑贡王之活动已没有贡王，跑贡王实际上成为五月初五一种傩的避邪活动。

结语
有两点值得在结语中提出来。第一点是在导言前面提及的诏安与台湾道教的关系。笔者在1987年首先发现南陂林家于1820年移居台湾，并把他们的道教科仪本子带往台北。本书有关醮仪的描述进一步说明两者（台湾与诏安）的联系：比如天竹上挂的天公灯、醮仪最后一天祭天公和大山人在醮中的角色等都见于台北的道教醮仪。
第二点是诏安宗族的特色，包括内陆客家人的连姓（如张廖）和闽南沿岸地区的宗族联盟。二者均与儒家的意识形态或行谊无关。葬礼全掌握在佛教手中。最有意思的是宗族其实更像一种军事联盟，而多于血缘联系。这点在闽南地区看得更清楚。大宗族都把他们的祖宗联系到陈元光将军，但这不是一种宗族的关系。他们的祖宗并不是其他故事中提到的开基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