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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

历史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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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布里赛(Bemard Brizay),1941年8月4日生于法国鲁昂。历史学家。《费加罗报》《巴黎人报》资深记者。已撰著出版数部关于历史、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如《1860:圆明园大劫难》《宋氏三姐妹》等;主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30种)。荣获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队伍的最后,是身着野战服的两个炮兵骑兵排和两个步兵营。“他们都是雄赳赳的样子,与前面的队伍成为一个整体,给惯于以貌取人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自布隆戴尔)令蒙托邦大出意外的,是一支非正规部队分散了围观者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来自各个部队的女炊事员!“这些妇女们大多数很年轻,她们穿着半男半女、半军半民的服装,像男兵们一样踩着鼓点齐步行进,让好奇的中国人看得目瞪口呆。”恒祺在一批身穿正式官服、骑在马上的官员们的簇拥下,在安定门前迎候法国人的队伍。葛罗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随后,队伍又顶着烈日继续前进,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巴藏古在记述这一场面时说:“诚然,这支远离法国5000法里的野战军,并不如战神广场上接受检阅的部队那么风光。”但蒙托邦将军还是尽了最大努力,使他的队伍像英国人一样人数众多,虽然不如他们堂皇,但至少和他们一样威风。
我们可以从布隆戴尔将军所签署的《1860年中国远征军官方报告》中看到:“这支护送队伍并不亚于我们盟军的护送队伍,它穿过整个鞑靼城,次序井然,围观的人群拥挤不透,清廷官员只得轰他们走开,好让我们过去。”不过,还是出现一个小小的麻烦,对军容造成一些影响。地面上覆盖着一层煤灰,道路没有洒水,又经过那么长途的行进,法国护送队伍必须“在灰蒙蒙的尘雾中穿行,尘土粘在我们的衣服和胡须上,渗透到胸腔,迷住眼睛,使我们口干舌燥,呼吸不畅,连睁开眼睛都很困难。
”葛罗男爵和蒙托邦将军,在使团成员和参谋部军官们的陪同下抵达礼部,“一座外表相当难看的庞大建筑”(引自樊国梁主教),受到恭亲王和几位中国地位显赫的高官的迎接。这些官员都是文官,按照礼仪,武将均被排除在外。他们的官服前胸襟上都有各不相同的刺绣图案:或鹤、或雉、或孔雀及其他鸟禽……帕吕描述了当时的场面:“当葛罗男爵下轿时,恭亲王趋步至礼部大堂的门口。亲王施汉式礼(与满族的礼仪不同),双臂向前伸出,双手抱拳致意。
法国特使则脱帽回礼。”亲王走上前来迎接特使,但特使抢在他迈过门槛之前迎上前去。亲王向他伸出手来,双方相互寒暄一番。亲王又拉起特使的手,引他来到位于自己左边的座位,在中国这是贵宾的位置。
不过,所有法国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恭亲王身上。
巴藏古(远征的纪实作者)对恭亲王的装束作了描述:“亲王穿着打扮与其他官员大致相同,但有一点不一样,作为皇室成员,他的官服胸襟前刺绣的不是上述所说的鸟禽图案,而是在肩上、背部和胸部四处绣有作为统治王朝象征的五爪龙纹图案;他的天鹅绒帽上镶嵌着一颗很大的翡翠,这是有血缘关系的亲王所特有的(只有皇帝可饰猫眼石,而珍珠只有皇后才能佩戴)。他的朝珠由珊瑚和龙涎香制作,从胸前一直垂到腰间,这是举行盛大仪式所穿戴的服饰。所有官员都佩戴朝珠。珠粒的材料从琥珀、珊瑚、青金石和红漆到彩色玻璃不尽相同。除此之外,他下身穿的是生丝做的裤子,脚蹬齐膝的黑色缎面靴子。如此这般,我们对恭亲王的服饰就会有一个准确的概念。”
……
序言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国王的数学家们
第三章 在清朝的宫廷里
第四章 北京的法国传教团
第五章 巴多明神父
第六章 汉学家先驱
第七章 遣华使团
第八章 古伯察神父在中国
第九章 大沽炮声
第十章 进军北京
第十一章 圆明园大劫难
第十二章 “壮观场面”
第十三章 签订和约
第十四章 上海法租界
第十五章 圣水器、双角帽与军刀
第十六章 福州造船厂
第十七章 1883-1885:对华战争
第十八章 北京55天
第十九章 强占北京
第二十章 对经济的冷漠与不情愿
第二十一章 徐家汇与震旦大学
第二十二章 上海一东方的巴黎
第二十三章 两个法国面对两个中国
第二十四章 戴高乐与毛泽东
第二十五章 结束语
大事记
后记·致谢
《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是一部全面系统梳理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总统三百年来的中法关系历史演变,其中对法国传教士在圆明园洋楼设计等方面的贡献,以及中法之间发生的几次战争,都做了客观公正的叙述和描写,丝毫不回避法国在针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尤其是劫掠圆明园的罪恶。
《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一书,首次系统梳理和考察了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中法三百年间的交往历史,其间,有和平友好的交往,也有摩擦、争吵,甚至战争、屠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资料丰富,考论精深,行文流畅,既有学术的深度,又有引人入深的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论述中法关系史著作。
在戴高乐将军承认毛泽东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推出《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中文版,想法极妙,可谓恰逢其时。
这是贝尔纳·布里赛先生所撰写的第五部关于现代中国史著作。它讲述了从路易十四至今300多年的法中关系,使我们对这段历史中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样的介绍和讲解很有必要,因为友谊源于了解。
作者首先将此书题献给中国前任驻法国大使,也是我的朋友吴建民先生。
至于我本人,人们都说我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确如此。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魅力,当然也有保留。恰如本书作者提及的一件事:有一次,人们与吴先生谈起法国和中国之间有着地久天长的友谊,吴先生高声补充道:“1860年曾经发生过圆明园大劫难!”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去美化两国300年的关系,而是坦率地指出,过去我们两个民族的友好往来并不多,两个国家之间并非“情投意合”,因为法中两国曾经3次交战,此点是不能忘记的。
就说1860年英法殖民军的那次远征吧。最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对皇帝最心爱的宫苑圆明园的大劫掠。英法两国士兵连偷带抢,而放火焚烧圆明园是英国人单独干的。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说是英法远征军,而不是我有时读到的法英远征军。确实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布里赛先生推出一部关于圆明园惨遭劫难的立论确凿之作。所有中国人至今都不能忘记他们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不幸的一幕。皮诺先生归还了两座(圆明园的)小雕像,应该向他致谢……1884-1885年法国为了占领越南北部的东京地区(旧称),再度与中国交战。在法国,这件事几乎被遗忘,而中国人没有忘记。1911年缔造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正是由于清王朝抗法无能而激起他作为革命家的热忱。对于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而导致法中两国的冲突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人们更是记忆深刻。
我们两国关系,除其黑暗的一面,也有不少积极的方面,幸甚。这也同样要归功于作者,他使我们看到那些好的东西,并让我们去分享。知道吗?最早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当政时期位列北京朝堂之上的那批汉学家,都是耶稣会传教士。
作者用了一个章节篇幅描写当年著名的雪铁龙黄汽车拉练旅行以及扬子江面溯流而上的法国炮艇。这些场景都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他也没有忘记介绍法国在上海的租界——我们的殖民帝国在那里的弹丸之地。如果说今天上海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也是因为拥有法国租界和它的花园洋房,以及林荫大道上成排成行、婆娑多姿的梧桐树。有意思的是我常常听我的法国朋友和中国朋友们说,他们要带我去法租界用晚餐,当然无需说明是老租界还是前租界……在我看来,本书最引人入胜、最有教益的部分是对当时在中国暂住或长住的法国人的记述和描写。他们中有传教士、军人、外交官、商人、探险者和冒险家。作者还特别写到一些作家,比如高乐待和谢阁兰。同时我也欣赏经常像法国人那样思考的中国艺术家。
中国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她能够改变甚至彻底改造接触过她的人。凡去过中国的人无不受感染。中国是一个大熔炉,不少人物在那里造就了自己,得以显声扬名。有很多这类法国人都去过中国,人们至今还在谈论他们。假如当时他们没有造访中央帝国,或许就一直默默无闻。
窃以为本人也是这样,本书作者的情况亦大致如此。
不过我有个小小的异见。人们讲得多的大都是法中两国的文化因缘。因为中国朋友欣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作家。他们喜欢法国,说她“浪漫”,但是个中含义很难揣摩。文化联系是一方面,而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经济关系也不容忽略。或许可以说本书作者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得不够。弊端将会是:中国人在文化和政治上选择法国,而去别处寻找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伙伴。
所幸的是双方都很注意加强交流,扩大合作领域。请不要忘记中国为避免欧元区动荡所作的努力。
我经常去中国,每每在那里遇见我的同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我说他们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想了解中国,就要喜欢她。我承认自己就是这样,我的老朋友布里赛可能也是如此。
《法兰西在中国300年》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这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的情况,不过你永远不能真正了解她,当今世人认为她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她的思想复杂而活跃,也会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J-P.拉法兰(法国)参议院副议长、前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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