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默·桑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林茨，是从大屠杀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幼年时生活在难民收容所，1948年举家迁往雅法。1975年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77年在巴黎第八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2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电影史等领域。著有《知识分子，真相和权力：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海湾战争》（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词语和土地：以色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神话》（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

译者简介：
王岽兴，历史学博士，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南部史和美国政治思想史。著有《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译有《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合译）。
张蓉，历史学硕士，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口笔译理论与测试。译有《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合译）。

英文版序言

绪论：记忆的重负
迁移中的身份
建构的记忆

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专业词汇：“人民”和族群
民族：界限和定义
从意识形态到认同
从族群神话到公民意象
作为民族“君主”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起初，上帝创造人民
犹太历史的早期形成历程
作为神话与历史混合史学的《旧约圣经》
种族和民族
历史学家们的争论
来自东方的原型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一位在西方的族群主义者的表演
在耶路撒冷修史的最初诸阶段
政治与考古学
世俗事务反对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
作为隐喻的《圣经》

第三章 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公元70年被放逐的“民族”
无驱逐的流亡--模糊状态下的历史
违反意志，从祖地迁出的民族
“万族都要流归于它”
哈斯蒙王朝成员将犹太教强加给他们的邻人
罗马阴影下的犹太化
拉比的犹太教如何看待改宗
朱迪亚犹太人的可悲命运
记住和忘却“国土的民族”

第四章 沉默的王国：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
阿拉伯福地：改宗的希米亚王国
腓尼基人和柏柏尔人：神秘的卡希珊女王
犹太人的卡根们？ 在东方兴起的一个奇异帝国
卡扎尔人与犹太教：一个长久的爱情事件？
现代研究探索了卡扎尔人的过去
费解之事：东欧犹太人的起源

第五章 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犹太复国主义与遗传性
科学的玩偶和种族主义者的驼子
建立一个族群国家
“犹太人的和民主的”--一个逆喻
全球化时代的族群统治

后记：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施罗默·桑德

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犹太人是两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个民族的后裔吗？《圣经》如何、为什么会变成记录民族起源的的历史书籍？本书拆解了萦绕在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历史上的神话和禁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关于以色列形成的叙事。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在一种新编纂的历史下发生，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作者颇具胆量地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他特立独行的工作，为了解中东现状和解决争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一部拆解民族记忆架构、挑战以色列禁忌、引发国际社会激辩的历史著作
“年度最勇敢的著作”之一（特里伊格尔顿）
施罗默桑德写了一本杰出的书…… 任何想要了解当代中东的人都应该阅读它（托尼朱特）

英文版序言
本书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没错，它也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是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
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让我得到了所渴求的事物——本书连续十九周停留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结束的那章所展现的——令许多书评者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它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实质表明，在21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像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在它之中和言说它的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犹太人所生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有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表达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会出版并2008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诚争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蕴育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使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了“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智识浪潮（post Zionism）。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摄制者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但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无须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偏离统治性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看做是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所有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能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惟一性，无法明晓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会否定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而我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像某位有声誉的教授那样，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权力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参与塑造我生活其中的社会的集体记忆，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使人想到的有关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历史的方式——不仅在以色列内部而且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之间的不同，使我和我的读者感到同样的震撼。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已经完成了思考之后，才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当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会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已经揭示了几乎所有这些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被给予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了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其他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的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那个有限的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但却始终如一地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这个领域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所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从事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