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内政的变迁（二）齐国齐国同晋国的国情相似，也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晋国强族多，所以互相兼并的结果，分裂成几个集团；齐国的强族较少，所以兼并的结果，政权归到新兴的最强的世族陈氏（陈亡臣公子完之后）手里。先是，齐国世卿高、国二氏衰微后，执政的大族有崔、庆二氏，弑君专权，很是强横。后来庆氏乘崔氏内乱，吞灭了崔氏；庆氏独自当国，又被自己部下卢蒲癸、王何等联合诸贵族攻掉。新兴的强族陈氏就乘机起来厚施于民，取得了人民的信仰。同时公族栾、高二氏（都是惠公之后）专政，擅杀大臣，逐出群公子。陈氏又联合起鲍氏把栾、高氏除灭。他召回群公子，向各公族讨好，得到高唐的赏邑，于是势力大强，政权渐被他所统一，就立定了代齐的根基了。
鲁国内政的变迁（三）鲁国鲁国因“秉周礼”的缘故，由公族执掌大政。鲁公族中以季、孟、叔三家为最强，他们都是桓公之后，所以称做“三桓”。季氏尤世秉国政，强于二家。他们也模仿齐、晋贵族的榜样，把公田渐渐收为私有。先是当鲁文公去世，大夫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从此失了国政。后来东门氏因与三桓争政，被三桓除去，从此政权更集中于三家。鲁宣公十五年，初立“税亩”的制度。成公元年又作“丘甲”，大致都是想加重人民的贡赋，其事实之详已不甚可知，但无疑地是由于三家的扩充自己势力（作丘甲的原因，据《左传》说是备齐；但此时正当鲁君失政之始，这种举动恐也有利于三家的）。到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三家三分公室，各占其一：季氏尽取了一军的实力和赋税；孟氏也使一军的子弟一半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叔氏则使一军的子弟尽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一半的所有权）。但孟、叔两家都还把所属军队的父兄的所有权归给公家，总算比季氏客气些。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到襄公二十九年，襄公朝楚，季氏乘机又取了卞地作为私邑，襄公吓得几乎不敢回国。襄公去世，子昭公稠即位，三家更乘机起来废了旧作的三军，仍复为二军，把它分成四股：季氏独拣取了两股，叔、孟两氏各取了一股，大家把公家的军赋抢个干净。鲁国人民只向三家纳征，再由三家转向公家进贡。这样一来，鲁国实际已分成三国，鲁君不过保存了一个宗主的虚名和一部分的民赋而已。到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因受不下季氏的凌逼，不能再相忍为国，就起兵攻袭季氏。季氏得到叔、孟两家的援助，竟把昭公赶逐出国都去，终身不能回来，大夫专横到这步田地，也就无以复加了。这时不但大夫专政，连大夫家里的家臣也专起家政和国政来，如季孙氏的阳虎、南蒯，叔孙氏的竖牛、侯犯，孟孙氏的公敛处父、公孙宿等，都是极强横的家臣。
宋国内政的变迁（四）宋国宋国君权较强（楚太宰犯曾说：“诸侯惟宋事其君。”），但在元公（文公传子共公瑕，共公传子平公成，平公传子元公佐）时也曾发生一次卿族叛变的大乱。原因是华、向二大族在国内势力太大，怕宋公加讨，他们就先动手作乱，大杀公族，劫了宋公，与宋公交换质子后才把他释放。宋公心里怀恨，不久就起兵攻走二氏。隔了些时，二氏又乘机结了内应回国据邑叛变，召了吴师来伐宋。齐、晋、卫、曹诸国救宋，与宋兵击破华氏，把他们围住。华氏又向楚国乞援，楚人向宋国请求放出二氏，宋人答应，二氏逃奔楚国，一场内乱才得平息。

自序
第一章 西周史略附注
第二章 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
第三章 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
第四章 种族疆域与列国世系追述
第五章 黄河下游诸国的争雄
第六章 齐桓称霸前的国际形势
第七章 齐桓公的霸业
第八章 秦晋的崛起与晋文称霸前的国际形势
第九章 城濮之战与晋文襄的霸业
第十章 楚的强盛与狄的衰亡
第十一章 晋国的复霸
第十二章 弭兵之约的完成与中原弭兵时期各国内政的变迁
第十三章 社会制度的变迁
第十四章 孔子的出现
第十五章 北方政局的终结
第十六章 南方的混战与吴的衰亡
第十七章 春秋史结论
知非简谱
童书业著述目录
童书业和他的《春秋史》

由童书业所著的《春秋史》是一部将正史体裁、纪年体、纪事体、政书及会要体、杂考体等体裁写作之长融会而创的一种分章综述的断代史新体裁。它又是一部将极深奥繁复的考证化为极通俗浅显的白话文写出之作。文中甚而将古文古诗皆译作白话文。吕思勉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

童书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春秋史》是学界公认的童书业的代表作，完成于1941年。《春秋史》是一部将正史体裁、纪年体、纪事体、政书及会要体、考杂体等体裁写作之长融会而创作的一种分章综述的断代史新体裁。作者将深奥复杂的考证化为通俗浅显的白话文，甚至将古文古诗也译作白话文。其学术价值一直收到学界的赞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学勤在提到春秋史研究状况时，还说：“就专著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代替建国前出版的童书业《春秋史》这一部书。”

自来言古制度者，多据《周官》、《王制》等书，若传记诸子中整齐有条理与此类者。诸书之说，固非无所据依，然率以异时异地之事相糅杂，又以作者之意损益之，非古制之真也。且如封建之制，今文说大国百里，古文则为诸男之封，大国扩至五百里。案孟子言今鲁方百里者五；管子言齐地，亦日方五百里；而孟子言齐地，则日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矣。盖周初大国之封，仅等秦汉时之一县，其后开拓，寝至倍蓰。凡著书者之见地，率较其时代少旧。今文多春秋时说，其所心仪者，盖周初之制，故其说如此；《周官》则战国时书，其所心仪者，乃在春秋之时，其时鲁、卫诸邦，疆域五倍于其初者，已无从削而小之，亦不必削而小之，故其说如彼也。举此一端，余可类推。然则读经传说记若诸子之书者，必以其所据之制度，及其人所生之时世，若其所怀抱，参伍错综而考之，然后可以知史事之真，径据其说，以为古制如此则缪矣。其一笔抹杀，以为一切制度，皆古人冯亿为说，托古所改，则又矫枉而过其正者也。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其考证所得，著其立说之所以然，与此编相辅而行者，则取崔东壁之书之名以名之曰《春秋考信录》。其言古事，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而不径用经传说记诸子之成说。大体以金石刻辞证《春秋经》，以经定传，以传正说；于《左氏》，取其纪事，而舍其释经之辞；则其法之可言者也。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风尘澒洞，同客海滨，杀青之时，喜得先睹，敢识数言以告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