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里奇•卡尔加德

《福布斯》杂志的发行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在该公司就职27年，撰写了许多科技、经济、商业和人才发展方面的文章。此外，他也不定期为华尔街日报等商业出版社撰文，与电视和平面媒体关系良好，并写过数本书。

你想错了，人在25岁后才开始成熟

青少年与年轻人的成熟速度是不同的。每位家长都知道这一点，越来越多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现在都承认这一点。许多心理学家认为，18至25岁是一个既不属于青少年又不算是真正成年的独特时期。从法律上讲，我们将18至25岁的年轻人定义为成年人。事实上，我们许多人，尤其是大器晚成者，缺乏成年人的一些重要的行事能力和素质。

我自己的尴尬经历就可以印证这个事实。

我过去总是不想长大。我在小学时是个优秀学生，喜欢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后来我进入了青春期，我的小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中学校在我看来就像一座监狱。其他男孩都开始进入生理成熟阶段，而我就像被卡在雪堆的小孩一样没有太大变化。他们开始对女孩产生了兴趣，女孩也开始关注男生。我班上有许多男生和女生好像突然就掌握了代数与几何，而我还没开始领会这些是什么概念时，就被他们甩在了后面。那时我也没有办法阅读像《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样深奥严肃的书。我在校的表现还凑合，但再也不算拔尖的学霸了，在五年级时还是全A的成绩，到高三时大多时候只能拿B。我参加体育项目时也总是个候补队员。在社交生活方面，我只能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等待被别人挑选或者被他人排挤。有一天下午，有位九年级的学生推了我一把，把我的眼镜摔坏了。我没有采取任何反击行为，就这样变成了旁观者眼中的失败者。

上高中时，我通过参加一些田径和越野运动队挽回了一些尊严。身形瘦削、耐痛性较强的孩子似乎很适合长跑。我跑1600米的时间是4分36秒，这个成绩还不算坏，但我们队是一个州冠军队，我取得的这个成绩只能排在队里的倒数第四名。教练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在学业上，我在高中毕业班的排名为全年段第94名（共521人），平均分为3.2。我的高数成绩是全班最差的。

我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走上了平庸的岔道。我上了我家附近的一所本地专科院校，在这里艰难地学习经济学、微积分学和化学。我继续参加田径赛和越野赛，甚至还曾经赢得过一个名次，但我们队只能算是最低端的大学运动代表队——我们学校只是一所位于人口稀少的中西部地区的专科院校。

后来我又转入一所学制四年的大学，这一切就好像突然走了狗屎运一样。我在读大专时参加“千码室内跑” 的成绩为2分21秒，这只是普通高中生的水平。但这让我有幸得到了参加全国专科院校室内田径赛的机会，也让我因此得到了斯坦福大学长跑教练的关注（因为我参加了全国性的比赛）。斯坦福大学长跑教练误以为我的2分21秒是参加千米赛跑的成绩，这意味着我有望成为NCAA（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的长跑选手。这位教练因此把我的长跑速度高估了10%。虽然高估了10%的速度并不足以让我赢得田径赛奖学金，但这位教练还是通过另一种途径让我交到了好运。他和大学招生办公室打了招呼，要求对方忽略我在专科学校的B级成绩，以及我那不太出色的SAT分数，因为我有潜力成为一名NCAA级的中长跑运动员。（我后来在大学的校内田径赛同这名教练聊天时，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误会。）

可以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运，一举成为大学运动代表队的田径运动员及罗德奖学金的提名者。但我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绝佳的机遇。我的学业还是毫无起色。我学会了在选修课程的时候，跟着足球运动员选报课程，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可能选择最简单的课程，也就是所谓的“米老鼠课程”（易如反掌的课程）。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无法在这些简单课程上拿到B以上的成绩——只有一次在电影美学课程上拿过A-。毕业后，我的室友都带着更远大的志向去读研了——他们的研究生专业是法律、化学工程或神学。而我毕业后先后做了保安、洗碗工和临时打字员这类工作。我曾在《跑步者世界》（Runner’s World）担任过七个月的助理编辑，这段经验为我开启真正的事业埋下了伏笔。我在这里上班时与同事无法和睦相处，还写错了比赛成绩中的人名，不等杂志社解雇我，我就先辞职了。我过着现挣现吃、仅够糊口的生活。从《跑步者世界》离职几个月后，我在一家酿酒厂当守夜人时还偷过几瓶酒，并在上班期间喝得酩酊大醉。我开着自己的老福特（Falcon）回那寒酸的公寓途中，通常会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停车，买一些垃圾食品当早餐。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这失意的人生终于出现了让我羞愧难当的一幕。

当时夜幕已经降临，我走出了保安室，开始例行公事地巡逻。我穿着美国巡逻队的制服，黑色的长裤，里面是一件灰色的短袖，胸口有一枚闪亮的徽章。我看上去就像个商场巡警，但我那晚当保安的“岗位”只是加州圣何塞市北部的一个卡车出租场。我手上没有武器，只有一个状如大冰球的达富士钟。我的职责就是绕着这个被围起来的场子走一周，并将达富士的钥匙插入一些拴在围墙上的盒子，以此证明我的确遵守了每小时的巡逻任务。

当夜有一只不知身在何处的狗开始狂吠。听得出来这是一只大型犬的叫声，意在威慑生人，它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叫着。我转动手电寻找这叫声的来源，很快就找到了这条狗——它是隔壁木材场的一只罗威纳犬。

这个事实让我受到了打击。隔壁木材场的保安居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狗。这其中的意味让我幡然醒悟和心生悲凉：我已经25岁了，我可是堂堂的斯坦福高才生啊。同样是25岁的史蒂夫•乔布斯，没过几个月就让苹果上市了，推动了计算机行业的变革，成了一代传奇。而我却是如此穷困落魄，我这个职业的同行居然是一只狗。

这就是25岁的我。

后来，我开始告别过去。我的大脑在26岁时开始觉醒（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我在一个研究所找到了一份科技类文章作者的工作。29岁时，我结婚了。我和一位朋友创办了后来成为硅谷头号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司。34岁时，我与人联合创办了硅谷的首份商业杂志。38岁时，我加入《福布斯》推出了一份科技杂志。44岁时，我成了《福布斯》发行人，开启了能够让我周游世界的演讲事业。46岁时，我学会了驾驶飞机；49岁时，我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的飞行历险经历的畅销书。我读五年级时的某些梦想就这样成真了。

回首过去，我事业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在那些年中，我好像从一场在高中时就开始沉睡的长眠中苏醒过来。到29岁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终于拥有了功能完善的大脑。我开始关掉电视新闻，转而阅读《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我阅读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期刊。我能够凭直觉判断，也能够用理性思维进行思考，并看到这两者的不同之处。我可以写句子、段落和整篇文章。我学会了规划和经营自己的事业。我能够预见创业机会并撰写提案。我还能够以专业方式，同比我年长和更有成就的人打交道。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

是什么原因让年近三十的我开始觉醒？是什么因素将沉睡在壮年期中的我唤醒，促使我产生了成年人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呢？

新兴的研究表明，人们公认的从青春期到成年期这个人类的成熟顺序中间漏掉了一个环节。在18至25岁这个阶段，多数人还不完全算是成年人，而是一种处于多变的壮年期的状态，他们的某些认知过程，还不太像功能健全的成年人的大脑。前额皮质（我们大脑额叶的处理中心）的完全成熟期通常发生在20多岁甚至更晚的时候。前额皮质的位置就在前额后面，它负责处理规划、组织、解决问题、回忆、反应抑制和分配注意力等复杂的过程。

认知研究人员使用神经成像研究，确定了前额皮质的两大重要特征。第一，它发育缓慢，而且它体积很大。从本质上说，我们大脑额叶（前额皮质所在的地方）的认知发展是一个从后方到前方的过程。第二，它始于初级运动皮质，由此传播到顶叶区和颞叶区，最后才到达前额皮质。

或许这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惊奇。毕竟我们的前额皮质的确要比其他物种大许多。成年人类的前额皮质由将近三分之一的新皮质组成。相比之下，新皮质在黑猩猩的前额皮质中仅占比17%，狗的这一比例为13%，猫仅为4%。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关键的前额皮质会在我们从青春末期进入二十几岁时发生变化。例如，髓鞘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髓鞘是一种使纤维绝缘的物质，它有助于更有效地传递神经信号。大量的突触修剪 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听起来似乎是件坏事，其实不然。突触修剪让爆炸性增长的神经交缠形成的复杂网络得到约束，从而让保留下来的神经网络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与此同时，前额皮质还发展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向大脑其余部分（尤其是那些与情感和冲动有关的部分）传递信息的能力，这样大脑的所有区域都能够参与规划、解决问题等复杂的过程。

这些就是能够将我们定义为成年人的典型能力——控制情绪和冲动，规划复杂的流程，以及预测问题。但大多数18至25岁的年轻人都缺乏这种能力。心理学家使用另一个术语来定义神经系统成熟度——执行能力（Executive Function）。缺乏执行能力，是导致艾希莉出现强迫性的切腕和逃跑行为的原因，我本人非常晚熟也同这个原因有关。这是一种预测和有效制订计划的能力，它可以将各个行动连接起来，以便实现预期的结果，它可以让人们看到遭遇风险和获得奖励的可能性。它包括发展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认同感、个人信念和个人价值），调节情绪，以及设定目标。多数行动能力的技能是通过我们的前额皮质进行协调和控制——准确地说，这是大脑最缓慢、最庞大也是最晚发育的区域。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赞助的一项大脑发育纵向研究跟踪了近5000名3至16岁（平均登记年龄为10岁）少年儿童的发展情况。科学家发现这些孩子的大脑至少要25岁时才会完全成熟。研究人员还发现，他们（产生情绪的）大脑边缘系统 与（管理情绪的）前额皮质的发育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边缘系统会因青春期活动而出现爆炸性的发展，而前额皮质却还要再过十年才会成熟。在边缘系统已经十分活跃的时候，前额皮质仍然有待成熟，此时人们的情感占据了上风，它的影响超过了理性思考、策略性思考和考虑后果的能力。

我们可以这样想：多数18至25岁的年轻人实际上都无法做出负责任的选择，没有足够的注意力，也不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但外界却会在这个年龄段评估他们余生的成就，并要求他们（通过考试、分数和求职面试）为自己的后半生做出抉择。这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

要知道，25岁是大脑能够充分执行行动能力的年龄中值。某些人可能在21岁就完成了这个过程。而另外一些人的大脑，很可能25岁之后和即将进入30岁时才算是成熟了。我快30岁时才真正摆脱了壮年期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曾经是个晚熟的少年，以及非常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你的大脑也可能很晚才会成熟。如果你是家长，你是不是会担心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缺乏注意力和纪律性，或者已经成年的孩子仍然还不算事业有成？没错，这就是21世纪人类的普遍思想。

尚未开启执行能力的年轻人，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成年人？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没错，我们见过18岁的数学天才和象棋大师。我们也见过一系列年龄介于18至25岁的出色运动员、勇敢的战士、演员、歌手和企业家。但他们的成就通常并非其执行能力的决策结果。汽车出租公司就深谙这一点，所以它们会向未满25岁的客户征收昂贵的租车费用。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要等到25至30岁时才会拥有发育完善的执行能力——它的节奏与大脑前额皮质的成熟期保持一致。还有相当多的人甚至要更晚的时候，在30岁左右才能完成这个过程。

前额皮质的缓慢发展与社会极力对低幼儿童进行测试的做法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并且当今社会对儿童的考验比以往更严格了，目的就是发掘他们的才能。真正想参加高中体育项目的青少年，都不敢真的等到高中时才尝试这些运动。如果你想参加足球、篮球或棒球队等团体运动，就必须在更早的时候就参加一些训练项目。如果你想角逐网球、游泳或体操等个人体育项目，就得花大价钱聘请私人教练，进行训练，参加夏令营及一些竞赛和锦标赛。

在学术界也同样如此。如果你想让孩子进一流大学，你就不能等到高中时再制订相关计划。一流大学录取学生时看中的是接近满分的SAT成绩，担任领袖角色的经历，参加社区活动的记录，以及相关成就。七年级、八年级时就可以开始规划考大学事宜了。数百万家长每年在家教和SAT备考班上合计投入了将近10亿美元。

滞后的成熟期与超前的儿童能力测试，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趋势。只有一小部分不到25岁的人能够在少年时期时就显露锋芒。多数人在这个时期不但没有什么出色表现，还可能遭受由老师和盼子成才的家长来设置规则的高风险、高压力的比赛带来的伤害。有些人在家长和其他成人寄予厚望的比赛中失利时，就会萌生退意，开始自暴自弃。但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执拗地测试、跟踪青少年的成就，并对其进行排名分类，实际上，这个群体刚刚进入认知成熟的过程，他们可能要25岁之后才会真正成熟。

现代社会对年轻有为的痴迷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与个人计算机的崛起，以及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20多岁就一举成名、颠覆传统和迅速致富的青年才俊相伴相生。

这种迷恋少年有成的文化氛围要求年轻人必须及早获得更多成就，快速走向成功。对于今天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期望传达的信息很明显：成功要趁早，不然你再也没机会了。

《福布斯》杂志发行人里奇·卡尔加德打破了那些阻碍我们前行的迷思。他认为，无论你年岁几何，只要你想在任何领域创造伟业，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大器晚成者就是指比预期较晚发挥潜能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他人起初没有看到的天赋，并且会频频以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让身边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并不打算迎合父母或社会的期望，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扎稳打，不断前行，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目标。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拿到全A，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没有进入心仪的一流大学；我们在21岁的时候迷失了人生方向，错过了一份完美匹配自己才华和激情的理想工作；我们没有在22岁时赚到数百万美元；我们没有在30岁时成为亿万富翁，并登上《福布斯》（Forbes）封面；我们到35岁时也没有消灭疟疾，解决中东的冲突问题，成为总统顾问，或者第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在人生刚起步阶段就发光发热，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失败的，这都不是我们的错。但21世纪初的社会是如此急功近利，它似乎在策划一场阴谋，让我们为这一切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没有爆发出奥运会短跑选手的那股冲劲——我们没有早早地成为人生赢家。我在这里用了“阴谋”这个词，但我并不是在暗示有些卑鄙之人正在幕后操纵一切，让早露锋芒的人生赢家收获了经济和社会回报。我所说的“阴谋”的确存在，但它并不邪恶。我们也是这场“阴谋”的共犯。我要说的是，父母、学校、雇主、媒体和公众都在疯狂追捧少年成才的现象，似乎这种成功才是一流的成就，甚至是唯一的成就。我们如此迷恋这种现象，以至于大器晚成都会变成一种并不光彩的事迹。

少年精英是当今杂志百谈不厌的主题。《福布斯》每年都会评选“30位30岁以下”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今天的行业变革者和明日之星。不只是《福布斯》一家杂志在热捧这些少年得志的名人，《纽约客》（The New Yorker）也经常推出“20位40岁以下”的精英名单，《财富》（Fortune）杂志有“40位40岁以下精英”，Inc.有“35位35岁以下精英”，《时代周刊》有“30位30岁以下精英”之类盘点青年才俊的榜单。

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赞美和鼓励这些少年成名的现象并没有什么错。所有类型的成就都值得大众肯定和称赞。但今天强大的时代思潮让人们认为，仅仅获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过度追捧少年成就——考试分数、光鲜的工作、金钱、名气的风气之下，多少人忽略了在背后不断作怪的虚荣心：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没有在高考中出类拔萃，进入顶尖的十所名校，推动一个行业变革，或者在高大上的企业找到第一份工作，我们就多少有点失败，注定要在后半生中接受陪跑的命运。

我认为，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造就了一个患上“少年成才狂热症”的社会。这导致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评估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犯了许多的错误。这种评估方式既给孩子们施加了过多压力，又让家庭承受了冷漠无情的心理负担。

在高压的城市生活环境下，一些精英早教机构也在推波助澜，利用富人害怕三四岁的儿女落后他人的恐惧心理大发其财。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国际学校就针对三岁幼儿推出了“全沉浸式第二语言课程”，每年学费高达2万美元。但和纽约的哥伦比亚文法学校相比，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后者每年学费达到3.7万美元。三四岁的幼儿将在这些学校参加“严格的学术课程”，在三个图书馆、六个音乐室、七个美术工作室之间来回奔波。美国《亲子》（Parenting）杂志指出“哥伦比亚文法学校课程的宗旨就是为孩子的未来做铺垫——将他们送进名牌大学”。

啊，原来这就是真相。还有比这更能说服家长，让他们慷慨掏出4万美元为三岁子女打造一个理想人生起点的理由吗？根据这些奢侈早教机构的说法，这种投入就是一种明智的投资——这可以让你家刚学步的孩子在15年后进入顶尖大学。这种说法够直接也够可怕。如果你的子女最终没有进入“名校”，那么，他们的人生就会很艰难坎坷。

就算已经把孩子送进体面的早教机构，家长面临的压力依旧没有减轻。斯坦福大学前招生办公室主任伊蕾娜•史密斯（Irena Smith）曾告诉《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有许多家长联系我说，看到14岁的子女在暑假时总在虚度时光，这让他们很是苦恼。”史密斯目前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经营一家大学招生咨询机构，其客户在此方面的投入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

即使如愿进入了名校，这些家长也还是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学费。在美国排名前20的私立高校中，任意一所大学的四年费用现在已经超过了25万美元（包括住宿、膳食、书本和学费）。虽然排名前20的公立大学的学费相对较低，但根据各学生的居民身份情况，其四年费用平均也达到了10万至20万美元（包括住宿、膳食、书本和学费）。

说实话，人们对少年成才的渴望，让学院和大学这些负责张贴成才标签的官方机构赚个盆满钵满。我们其他人却只能无奈为之买单，甚至因此债务缠身。美国大学的助学贷款总额目前已达1.3万亿美元，还债违约率达到11.5%。人们以各种方式冲向少年成才这条路上的现象，创造了一个可能比2008年的房贷泡沫更大的潜在信贷危机。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先想想这个问题，少年成才究竟是不是实现人生成功和圆满的必要前提？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事实上，我见过许多相反的例子。

以最近的体坛赛事为例。在2018年的超级碗 中，费城老鹰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首发阵容中都没有多少五星球员。简单地说，就是在这44名首发队员中，只有6人在高中时曾经是被人看好的明日之星。

再看看四分卫的队员。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在高中时甚至没有一次进入第一名或第二名。他在高中时的排名为NR（No Ranking，没有排名）。战绩辉煌的老鹰队四分卫尼克•福尔斯（Nick Foles）是2018年超级碗最有价值的球员，他在高中时获得了三次排名。他在该赛季中实际上多数时候只是老鹰队的替补队员。他在首发四分卫卡尔森•温茨（Carson Wentz）膝盖受伤的情况下，才下场和球队继续走完赛季之路。温茨和布雷迪一样，在高中时的排名都是NR。因此，在高中三年级时，温茨并非主要的四分卫队员。他在校时的球队曾将他列为外接手。

由于高中时没有排名，大学球队也都不愿意接纳温茨，因此温茨就进入了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温茨在大学时代才开始大显身手，按橄榄球运动员的标准来说，这其实算是大器晚成了。现在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人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潜在的卡尔森•温茨？我们有多少人在高中时“榜上无名”，在事业上默默无闻，甚至到现在还是一个透明人？我们可能有哪些尚未被发掘，但却有可能让我们展翅高飞的天赋和激情？

谷歌曾经一度迷信这种少年成才的领先优势，因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他们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数学成绩都很惊人。在创业头两年中，谷歌就依据这两名天才创始人的标准，聘用了许多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神童。但之后谷歌就发现公司的人员结构失衡了，这里具有分析头脑的人太多，却很缺乏具有艺术感和常识的员工。这种失衡现象导致谷歌主页设计犯下了代价高昂的错误。后来谷歌发现，拥有很高的SAT分数和名校学历，并不足以预测一名员工在公司的职业成就。

少年得志者的确是当代洪流，但大器晚成者的价值同样不容小觑。畅销小说作家珍妮特•伊万诺维奇（Janet Evanovich）于1943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蓝领家庭。这名已婚家庭妇女直到30多岁才发现自己具有写作的热情和天赋。但在后来10年中，她的写作之路屡屡受挫，总是被退稿：“我向编辑和媒体发送自己写的古怪故事，然后把收到的退稿信放进一个大纸箱里。这个纸箱被塞满时，我就一把火烧掉了它，把自己拾掇了一番就去一家临时机构上班了。”伊万诺维奇直到40多岁时才开始写悬疑小说：“我有两年时间和执法机构人员一起喝啤酒，学会了开枪和飙脏话。在那些年快结束时，我创作了‘斯蒂芬妮•梅’（Stephanie Plum）系列。”

事实上，我们许多人都是某种类型的大器晚成者（或者潜在的晚成者）。我们会在某些节点上进入瓶颈期。我就有许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成就。25岁那一年，虽然我有名校的本科文凭，却只能干一些洗碗工、守夜人和临时打字员这种工作。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天真幼稚。这种始终处于人生起步状态的境况，当然也就毫不意外地加重了我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回首那段岁月，我已经能够原谅20多岁的自己，毕竟我大脑的前额皮质，也就是大脑研究人员所称的行动能力的区域，当时发育得并不是十分完善。实际上可以说，我的大脑并没有做好一飞冲天的准备。

这是不是也很像你的情况？你家的小孩也是这样吗？如果在学业和事业早期，我们背负了过多成功的压力，我们就会产生恐慌情绪。但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更轻松地前行。大脑的行动能力完全成熟的年龄应该是25岁左右。我直到快27或28岁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理性地思考，提前制订计划，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此时距离我参加SAT考试（并获得中等成绩）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我（以中流成绩）从大学毕业也已经有五年了。我开始战栗不安地思考，如果这两次失败成了我人生的终极评判标准，我究竟会有什么下场。（我很庆幸那时候社会对少年有成者的筛选机制并不像今天这样管用。）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这名大器晚成者，在校期间甚至算不上是个优等生。他告诉我：“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教室窗外。就算你拿一把枪逼我，我可能也还是无法专心听课。”凯利的大脑在那时候还没有做好起飞的准备。

比起马克•扎克伯格，我们许多人更容易在斯科特•凯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也有一些笨拙摸索的起点，经历过彷徨困惑，跌至事业或教育上的低谷，染上一些坏习惯，撞上霉运，或者缺乏自信。不过我们大部分人很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获得一些智力或精神上的觉醒，从此走上一条新的康庄大道，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还有一部分人会深陷泥潭，或者认为自己注定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所以从来不去开发自己的潜力。我认为，如果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没有找到起飞的方向，这不但是其本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灾难。

你可能会想，在人类寿命延长，人们更晚步入成年，有更多机会开创新事业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其实，人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或哪个阶段，都应该清楚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

那么，成为一名大器晚成者究竟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大器晚成者就是指比预期更晚发挥潜能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他人原先没有看到的天赋，并且会频频以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让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并不打算咬紧牙关，迎合父母或社会的期望，因为这种期望是一条通向衰竭和脆弱，甚至是抑郁和疾病的错误路径。正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所言：“人人都有一个终极宿命。”大器晚成者就是那些按照自己的计划，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终极宿命的人。

在撰写本书的调查过程中，我询问过一些学者、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想了解他们如何定义和看待大器晚成者。我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一种有力而广泛的研究方式，可以通过挖掘出一些潜在线索或者可辨识的标志找到这个群体。

答案是没有。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人针对大器晚成者展开正式的研究。许多学者似乎忽略了这个特殊的人才发展问题，只有少数与发育紊乱相关的研究涉及过这个话题。换句话说，大器晚成通常被学界当成机能障碍或机体失常进行研究。即使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大器晚成者也得不到什么尊重。

最近，有一些学者才开始探索大器晚成者的概念，揭露了“平均值的迷思”，研究个人发育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情况。托德•罗斯（哈佛大学心智、大脑和教育项目主任）和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想象力研究所科学主任）本身就是引人瞩目的大器晚成者，他们高中时曾因需要补考而差点退学。尽管如此，现在仍然没有出现一种针对大器晚成者的具体而通用的定义，也没有任何有助于对大器晚成者进行分类的标准。

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开始研究历史上和当今的一些大器晚成者的人生轨迹。除此之外，我还采访了上百名很晚才取得成就，或者正在走上这条路的人，研究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轨迹，如何看待这一路上遭受的挫折，他们究竟是如何克服了困扰着大器晚成者的社会环境和自信方面的难题。

我调查过程中的论点就是，社会过度关注少年成就，并以此作为个人未来成功潜力的评判标准，导致了许多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原先假定潜在的大器晚成者，也就是大部分被少年成才传送带导向了“二流”终点的人，只需要掌握新技能、新习惯和新技巧，他们就可以重回那条传送带。我曾认为这些人只要甩掉过去的思想包袱，就可以重新开创人生。

但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所采访的多数大器晚成者后来并不是通过模仿少年有成者的习惯、技能和职业路径而实现成就的。事实上，这种做法几乎只会导致他们受到打击和失败。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器晚成者的起点在哪里。他们很有可能怀有被社会和教育制度所忽略的技能和优势。毕竟，这种所谓的教育体系只能评估人的一小部分技能，它关闭了一个人进行探索、获得鼓励和发掘潜力的路径，并没向这些人开启成功的大门，因为它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人的存在。所以，大器晚成者没有什么必要为之投入全新的意志、坚定的决心、更多的训练和助学贷款，重返和少年有成者一样的传送带。

潜在的大器晚成者要做的其实是离开这条传送带，找到新的探索路径。我真心希望本书可以让你或者你的子女获得这种启发。

《大器晚成》的结构安排如下：开头两章研究的是我们的社会如何患上了少年有成的狂热症，以及个人和社会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第三章揭示了与个人成就概念有关的最新神经系统科学和认知研究成果——不仅仅针对少年、成年人，它们也适用于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当前对少年有成现象的迷恋，只是一种人为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我相信看完第四章内容，你就会十分意外，内心释然和充满希望。第四章解释了六种独特而强大的晚期释放天赋方式。本书后半部分深入挖掘了大器晚成者的其他并不明显的优势；实际上，它们一开始可能更像是人生障碍。但只要我们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加以练习和耐心等待，就可以驾驭这些品质，走上收获成就的人生道路。

希望你可以从本书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并得到更多感悟和启发，推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