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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将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迫问题上，引人深思。在探索最近流行的“绝望的死亡”时，两位作者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未来的基本问题。在这个举国上下陷入绝望的季节，很难想象会有一本能给人带来时间感的书，也许这也是一本给人希望的书。
——罗伯特·帕特南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协会前主席，哈佛大学教授
在这本出色的书中，凯斯和迪顿将一些事实联系起来，解释了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急剧上升的原因。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一个过于昂贵的医疗保健系统。这个系统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和如此多的人才，但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
——伊齐基尔·伊曼纽尔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直言不讳的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的著作，两位作者指出，1979—2017年，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的平均购买力降低了13%，而同期美国人均收入提高了85%。他们讲述了蓝领阶层的绝望和死亡，并分析了其原因——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以及掠夺成性的卫生保健系统。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在沮丧和愤怒之下”，唐纳德·特朗普才赢得了大选。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
——《自然》
经济学的重要性在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得到了彰显……两位作者认为，之前让无数人摆脱贫困的资本主义，现在正摧毁美国的蓝领阶层。他们在这本书中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新科学家》
引言 午后的死亡
本书的写作始于2014年夏天蒙大拿州的一间小木屋内。我们每年8月都会前往麦迪逊河瓦尔尼桥旁的小村庄度假，那里可以俯瞰麦迪逊山脉的群山。我们曾立志调查幸福感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调查在那些幸福感低下、人们声称自己生活得一团糟的县乡和城市，自杀现象是否更为普遍。纵观过去10年的自杀率，蒙大拿州麦迪逊县是我们常年居住的新泽西州默瑟县的4倍。我们对此颇为好奇，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蒙大拿州总体上过得非常愉快，并且那里的其他居民似乎也生活得很开心。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国中年白人的自杀率正在迅速攀升。我们还发现另一个令我们颇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美国中年白人还遭受着其他伤痛的困扰。他们中罹患疼痛症的比例更高，整体健康状况也更差。虽然他们的总体情况略好于美国老年人—毕竟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中年人的健康状况则在恶化。我们知道，病痛会驱使人们自杀，所以或许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那只是第一步。当我们考虑如何呈现我们的结果时，我们希望把自杀现象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自杀在总体死亡情况中的比例如何？与癌症或心脏病等主要死亡原因相比，其严重程度又如何？于是，我们回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下载相关数据并进行计算。我们惊讶地发现，对美国中年白人而言，不仅自杀率正在上升，他们的整体死亡率也在攀升。虽然增加的数字不大，但考虑到死亡率应该逐年下降，因此死亡率不再下降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更不用说不降反升了。
我们以为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死亡率不断下降是20世纪最美好，也最确定的特征之一。任何一个大群体的死亡率都不应该不降反升。例外情况当然也出现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流感大暴发，或者30年前许多年轻人死于艾滋病。但是，死亡率稳步下降，特别是中年人的死亡率稳步下降，是20世纪最伟大（也最可靠）的成就之一，并且这正是推高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富裕国家新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原因。
到底发生了什么？自杀事件的数量并不足以解释整体死亡趋势的逆转。我们研究了其他可能导致这种逆转的因素。令我们惊讶的是，“意外中毒”是一个重要原因。怎么会这样？难道很多人不小心误喝了通乐管道疏通剂或者除草剂？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并不知道“意外中毒”这一死因也包含药物过量使用致死，也不知道服用阿片类药物造成的死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这种情况还在迅速蔓延。此外，酒精性肝病的死亡率也在迅速上升。因此，死亡率上升最快的三大原因包括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这些类型的死亡都属于自戕，无论是用枪迅速地自我了断，还是缓慢并且不那么确定地因为药物成瘾送命，抑或更缓慢地死于酒精中毒。我们开始将这三大死因统称为“绝望的死亡”。这主要是为了给它们贴一个标签，从而能够方便地将其联系在一起。导致死亡的究竟是怎样的绝望，到底是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心理上的绝望，我们不得而知，也未妄加臆断。但这一标签被广泛接受，而本书则是对这种绝望的一次深入探索。
本书所讲述的正是这一类死亡以及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群。我们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发现，以及我们和其他人随后的更多发现。其他作家已在新闻报道和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好书中描述过死者的名字和面容，并讲述了他们身后的故事，我们也将利用这些描述。我们自己此前的工作主要聚焦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在本书中我们更进一步，尝试追溯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哪些人正在死去？一个人死亡后，需要为其开具一份死亡证明，其中一栏需要填写死者的学历。在这一栏中，我们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增加的绝望的死亡者几乎全部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基本上未受影响，处于危险之中的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这种情况在自杀人群中尤其突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自杀率普遍较高，1但在当前泛滥的绝望的死亡中，情况却并非如此。
学士学位正在日益分裂美国，它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好处成为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死亡率方面，在生活质量方面也同样如此。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饱受病痛日益增加、健康不断恶化以及严重精神压抑的折磨，工作和社交能力也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这两类人群的收入、家庭稳定性和所在社区的差距也不断扩大。2学士学位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好像被迫佩戴着一枚圆形的猩红色徽章，上面写着BA（学士学位），并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像英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一样）已经逐步建立精英制度，并且被我们理所当然地视为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是，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早就预言的那样，这种制度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他在1958年提出“精英制度”这个概念，同时认为精英制度将导致社会灾难。3那些没能通过大学考试、成功毕业并成为大都会精英的人，在飞速发展、科技腾飞、兴旺繁荣的都市中并无一席之地，被迫接受在全球化和机器自动化生产的威胁下朝不保夕的工作。精英人群会为自身的成就扬扬自得，将其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奋斗，同时鄙视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认为他们也曾被给予机会，但是却没有抓住机遇。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价值得不到认可，也不会获得尊重，他们自己往往也以失败者自居，并对社会制度不公愤愤不平。4纵观今日世界，成功可以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些未能通过精英测试的失败者就面临多大的惩罚。迈克尔·杨不无预见性地将那些被时代洪流抛弃的人群称为“民粹主义者”，将精英人群称为“伪善主义者”。
在我们的叙事中，不仅有死亡，还有病痛和成瘾，以及分崩离析和丧失意义的生活。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中，同居率和非婚生子女比例持续上升，结婚率则持续下降。许多中年男子并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和曾经同居的女友分手，而他们的孩子现在正和一个不是他们父亲的男人住在一起。过去那些来自宗教组织，尤其是传统教会的慰藉，现在已经从许多人的生活中消失。人们对工作的依恋度日益下降，许多人已经彻底脱离就业大军，仅有少数人拥有长期雇佣关系，雇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员工负责，而这种长期雇佣关系对许多人来说曾是地位的象征，是富有意义的生活的一个基础。
过去，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工会帮助工人提高工资，并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在许多城镇，工会议事厅是社交生活的中心。而现在，曾经支持蓝领工人的高工资已基本消失，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已被服务业工作取代，例如，医疗、食品制备和服务、保洁服务以及维护修理性工作。
我们所讲述的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和自杀的故事，关于低薪的低档工作的故事，关于婚姻解体的故事，以及关于宗教信仰下降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身上。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2018年，年龄在25~64岁的美国人口数量为1.71亿，其中62%为非西班牙裔白人，而这些人中的62%没有学士学位。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即面临上述危险的人群，占工作年龄段总人口的38%。当然，全体美国劳工阶层，不分民族和种族，均正在遭受经济力量的伤害，但黑人和白人的故事截然不同。
回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在中心城区工作的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与30年后白人劳工阶层的经历颇有共同之处。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对黑人的打击尤其严重，对于这个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中心城市的工作机会变得稀缺。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更有才能的黑人逐渐离开市中心地区，搬到城市中更安全的社区或者郊区。结婚率急剧下降，因为适婚男子不再拥有工作。5犯罪率迅速上升，同样上升的还有因为暴力和霹雳可卡因泛滥导致的药物过量使用和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其中艾滋病对美国黑人的冲击尤其巨大。黑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而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其社会地位，因为经济格局的变化造成低技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黑人群体首先受到这一负面影响的冲击。
长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处境一直比白人艰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黑人的寿命都更短。黑人也更不容易上大学或者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的黑人，其平均收入水平也低于白人。黑人的财富更少，拥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更小，进监狱和陷入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在上述许多领域（尽管不是全部领域），黑人的处境现在都已有所改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在教育、工资、收入和财富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1970—2000年，黑人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超过白人。在21世纪前15年，黑人的死亡率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劳工阶层白人的死亡率则有所上升。
与1970年相比，公开的歧视现象有所减少。美国已经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同时，过去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同肤色的人通婚是错误的，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样做没什么问题。毫无疑问，一些白人对丧失白人长期享有的特权感到愤恨，但这只是伤害了他们，而对黑人没有影响。6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指出，主要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制度实际上损害了贫穷白人的利益。富人曾拉拢贫穷的白人，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多少钱，但至少他们是白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总结的那样，“南方贵族夺走了全部，只留给贫穷的白人吉姆·克劳法（Jim Crow）”。于是，当贫穷的白人没有钱吃饭时，“他可以吃吉姆·克劳，并自我安慰说，无论自己的日子多么糟糕，也总比黑人要好，因为至少他是一个白人”。7随着种族歧视与其他形式的歧视日渐消失，白人劳工阶层也丧失了这些歧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超过半数的美国白人劳工阶层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已经与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同样严重，但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只有30%的人认同这个观点。8对此，历史学家卡罗尔·安德森表示，对于一个“长期享有特权的人而言，平等看上去无异于压迫”。9
尽管黑人的死亡率仍然高于白人，但过去30年间，黑人的死亡率与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的死亡率的差距已明显缩小。20世纪90年代初，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多，但后来，随着前者的死亡率持续下降，后者的死亡率不断上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20%。2013年以来，阿片类药物滥用也开始蔓延到黑人社区，但在此之前，绝望的死亡只是贫穷白人的流行病。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记录了白人劳工阶层的生活如何在过去半个世纪逐步衰落。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据劳动年龄人口的62%，因此了解他们的死亡率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和探讨，10我们对此并无多少补充，但我们仍然希望提醒大家，那个故事与今天白人的困境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西班牙裔人群则是一个涵盖多族裔的群体，划分的依据是其是否讲西班牙语。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死亡率因西班牙裔移民构成的变化（例如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或者萨尔瓦多）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无意讲述一个能够囊括这一群体的统一故事。
我们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些社会和经济力量，这些力量使得劳工阶层的生活缓慢地日益恶化。其中一个论点主要关注了劳工阶层白人这一群体内部价值感的不断下降和文化的日益失调。11毫无疑问，有关非婚生子女禁忌的社会规范崩溃，最初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意味着一种解放，但从长远来看，它带来了沉重的代价。那些年轻时笃信自己可以活得无拘无束，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在人到中年之后发现自己孑然一身，独自漂泊。对宗教的背弃或许与此类似，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宗教组织未能适应政治和经济变化，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继续提供意义和安慰。这些关于社会规范的论点无疑有其道理，但我们的叙事更加侧重于某些外部力量，这些力量已经逐渐吞噬半个世纪前典型劳工阶层生活所依赖的基础。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劳工阶层的灾难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对工作丧失了兴趣，但是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男性的平均工资增长已经停滞半个世纪之久。对于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而言，其平均收入的购买力在1979—2017年下降了13%。而在同期，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85%。尽管2013—2017年，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收入变化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与其长期下降趋势相比，这一转机微不足道。在经济大衰退结束后的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近1600万个新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但其中只有不到300万个工作岗位针对的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针对仅有高中学历就业者的工作岗位更是只有区区5.5万个。12
工资长期下降是打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一种根本性力量，但简单地将绝望与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相联系并不能解释目前发生的一切。首先，工资的下降还伴随着就业情况的恶化—从较好的工作跌落到较差的工作，许多人完全离开了就业市场，因为较差的工作没有吸引力，也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或者因为他们难以为了新工作搬家，也可能是以上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工作质量的下降和完全脱离就业所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单纯的收入损失带来的痛苦。
其次，许多低工资工作无法带来受雇于成功企业（即使只是一名低级雇员）的自豪感。当清洁工、看门人、司机和客服代表直接受雇于一家大公司时，他们归属于这家公司，但是当这家大公司把这些工作外包给只能支付很低的薪水且没有晋升机会的商业服务公司时，这些雇员则不再归属于该公司。即使工人们从事与外包前相同的工作，他们也不再是这家大公司的一部分。正如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发人深省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人不再被邀请参加公司的假日聚会。13如今，柯达公司的看门人一路晋升，最终成为集团旗下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4而且在上面提到的工作中，一些工作现在受到软件的密切监控，这些软件完全剥夺了工人的控制权或主动权，堪比旧时代那些被工人深恶痛绝的装配线。15与此相反的是，即使是矿工等从事危险和肮脏工作的工人，或是知名大公司的低级职员，也能够因为自己的职业角色感到自豪。
没有前途的男人不可能成为好的婚姻伴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的结婚率开始下降，更多的人失去了婚姻带来的好处，包括不再有机会见证孩子的成长以及失去含饴弄孙之乐。目前，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母亲平均至少有一个非婚生孩子。暗淡的前景使人们更难建立像他们父母一般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家庭或者攒钱送孩子上大学。高薪工作的匮乏威胁着社区及其可以提供的服务，如学校、公园和图书馆。
工作不仅是金钱的来源，也是劳工阶层生活中的仪式感、习俗和惯例的基础。当工作遭到破坏，传统劳工阶层的生活最终将不复存在。伴随着婚姻和社区的消失，意义、尊严、骄傲和自尊也丧失殆尽，随之而来的将是绝望。劳工阶层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甚至可以说，金钱并非他们的主要损失。
我们的论述呼应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杜克海姆对自杀的论述，即一旦社会无法为某些成员提供框架，使他们能够在此框架中过上有尊严和有意义的生活，自杀现象就会出现。16
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困境，尽管经济困
前 言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这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 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 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也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 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 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 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我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 世纪80 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 世纪90 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随之与日俱增。自2000 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 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 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 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 的人操纵着。
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仅仅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
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 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所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 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 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 年前，右派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所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 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 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 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 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副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 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之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 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 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 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人股本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 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 倍。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 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 000 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 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 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
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 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 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
《美国陷阱》
后 记
阿兰?朱耶
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前情报总监，经济情报前高级负责人，法国经济情报研究院院长
经历过法国巴黎银行一案、道达尔一案的新闻，这场发生在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之间的纠纷，引发了新闻界的广泛评论与质疑。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了由议员参加的调查委员会，试图查明法国是怎样将“工业明珠”拱手让给美国的。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一边发表一些带有安抚意味的声明，一边还在不停地揭露他人，他声称有一场针对他个人的阴谋活动。的确，在整幅事件拼图中，我们还缺少很多碎片。因为无论是阿尔斯通的管理层，还是通用电气的管理层，都在回避向各自的董事会和法国的调查委员会披露全部细节。阿尔斯通犯下了错误，而且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它罔顾危险、一错再错，这令我们万分痛心。
读了这本书，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阿尔斯通管理层为何如此畏畏缩缩，因为需要他们承认的，恰恰是他们不可能承认的。当他们意识到，因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或共谋行贿而有可能被检方起诉时，有些人便试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保全自己。
然而现实却是，十几年来，欧洲企业一直是美国司法部的打击对象。这些企业不仅被处以天价罚单，还被置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美国并不满足于将巨额罚款收入囊中，它们还想在未来数年里，在这些企业内部强行安插“督察”。
这群“督察”由美国人任命，却要由法国公司支付薪水，其职责就是确保公司遵守合规制度。只是，这些制度虽然符合大西洋彼岸的标准，却未必和法国的企业道德观一致，更不用说法国的总体道德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随着《萨潘第二法案》的出台，在深入打击腐败行为的同时，法国的企业也能受到保护，逐步使局面步入正轨。
读过这本书后，法国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管理者便能掌握相关知识，真正理解美国为了赢得胜利、实现本国目标所采取的各种方法与手段。事实上，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美国已经逐步拓宽了反腐败的斗争范围和斗争内容。美国凭借自己的情报机构，发动了战争机器，可以起诉任何不遵守美国单方面法规的人。的确，依靠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技术，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行动更加方便！
诚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但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美国法律具有域外管辖权的特点，这也是一直饱受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域外管辖权并不对等，国际上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这属于滥用司法权，强制执行。不仅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所说，面对所有优先从美国的对手那里购买军火的人、面对所有想要和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的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制裁。
面对这样一套倚仗军事实力、司法武器和信息技术的帝国主义逻辑，其他国家没有反抗的余地：要么屈服，要么合作，要么消失。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着眼现实。我们只有敌人、对手和伙伴。我们所处的环境，既非小布什总统说的“硬实力”，也非克林顿总统说的“巧实力”，更非奥巴马总统说的“软实力”。我们正处于美国“韧实力”的控制下，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对此，法国政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居然毫无反抗手段，这正常吗？难道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弱小？忍辱负重、退缩不前难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经历，和他用精妙笔法讲述的这一切，其意义胜过一部小说，因为这是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真实案例。但愿皮耶鲁齐的噩梦就此终止，如果其他法国企业仍然对此不以为然，对国际竞争的残酷现状视若不见，对某些国家的行径置若罔闻，那么这些企业依旧会任人宰割。但愿这本书能让它们睁开双眼，开始思考。只有这样，皮耶鲁齐遭受的苦难才没有白费。
序 言
引 言 午后的死亡
第一篇 以过去为序章
第一章 山雨欲来
第二章 分道扬镳
第三章 绝望的死亡
第二篇 沙场面面观
第四章 受教育程度影响生死
第五章 黑人与白人死亡现状分析
第六章 生者的健康状况 _065
第七章 疼痛之苦与疼痛之谜 _079
第八章 自杀、药物和酒精 _093
第九章 阿片类药物之痛 _111
第三篇 经济扮演的角色 _139
第十章 歧途：贫困、收入与经济大衰退 _141
第十一章 就业市场加剧分化 _161
第十二章 婚姻家庭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 _185
第四篇 为什么资本主义辜负了众生 _207
第十三章 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 _217
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移民、机器人和外国 _243
第十五章 企业、费者和工人 _261
第十六章 何去何从 _283
致 谢 _305
注 释 _309
前言
第一部分 迷途
第1 章概述 / 2
国富论 / 7
敌对者的反扑 / 13
另一种国富论 / 21
第2 章经济发展走向低迷 / 32
增速放缓 / 35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37
结论 / 45
第3 章剥削与市场势力 / 47
整体概况 / 49
如何解释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 / 55
经济增长与市场势力 / 63
“工人”的市场势力被削弱 / 65
抑制市场势力的扩张：21 世纪反垄断法的更迭 / 69
结论 / 78
第4 章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 81
全球化带来的痛楚 / 84
21 世纪的贸易协定 / 89
保护主义并不是出路 / 91
21 世纪的全球合作 / 94
调整我们的全球化 / 97
第5 章金融与美国危机 / 101
阻止金融部门危害社会 / 103
功能紊乱的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系 / 105
从传统银行到功能紊乱的金融系统 / 109
结论 / 113
第6 章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117
高科技时代的零失业现象 / 118
市场势力与人工智能 / 123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化 / 134
结论 / 135
第7 章为什么需要政府 / 137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 139
法规与编写游戏规则 / 142
政府失灵 / 148
对政府的需求日益增加 / 152
结论 / 154
第二部分 重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未来之路
第8 章恢复美国的民主 / 158
选举改革与政治进程 / 159
防止政治权力滥用：维护权力制衡机制 / 163
金钱的力量 / 166
如何降低金钱的政治影响力 / 169
进步运动的必要性 / 172
遏制财富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 175
第9 章重拾经济活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遇 / 178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 180
促进向后工业化世界的过渡 / 184
社会保障 / 187
有良好工作条件的体面工作 / 190
恢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 / 196
歧视 / 199
跨越世代的公正复兴 / 201
税收 / 203
结论 / 205
第10 章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 207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210
退休 / 211
房屋所有权 / 213
教育 / 216
结论 / 218
第11 章美国的复兴 / 219
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 220
美国人的价值观 / 226
当代的焦虑 / 228
特朗普的糖衣政策 / 233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235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 238
提高公共福利 / 239
致谢 / 245
注释 / 252
译者后记 / 326
引言/ 001
1. 打击/ 003
2. 检察官/ 010
3. 第一次开庭/ 021
4. 怀亚特看守所/ 028
5. 回忆/ 035
6. 一通电话/ 042
7. 他们把我忘了/ 048
8. 斯坦/ 053
9. 克拉拉/ 059
10.第二次开庭/ 064
11.监禁125年/ 071
12.起诉书/ 077
13.一切都能适应，看守所也一样/ 085
14.家人才是唯一的依靠/ 091
15.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095
16.我的量刑指南/ 100
17. A囚室/ 108
18.阿尔斯通抛弃了我/ 113
19.重回纽黑文法院/ 117
20.证据/ 122
21.检察官的“环球巡游”/ 126
22.《反海外腐败法》/ 130
23.认罪协议/ 138
24.克拉拉探监/ 147
25.解雇/ 154
26.6个月过去了/ 160
27.全家出动/ 166
28.我有一份新工作/ 173
29. 4月24日的宣告/ 177
30.与斯坦的真相时刻/ 187
31.通用电气的神话/ 193
32.皮洛士式胜利/ 206
33.通向自由/ 215
34.自由/ 219
35.重回法兰西/ 225
36.与马修?阿伦的会面/ 228
37.开口或缄默/ 232
38.在股东大会上发飙/ 238
39.司法部检察官会议/ 247
40.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258
41.面对议员的柏珂龙/ 262
42.最后的出售障碍/ 272
43.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279
44.无法容忍的敲诈/ 285
45.审判时刻/ 291
46.再度分离/ 297
47.再度入狱/ 302
48.暴力及非法买卖/ 308
49.国民议会调查/ 314
50.马克龙到访美国/ 319
51.终获自由/ 325
尾声/ 333
后记/ 339
附录/ 343
致谢/ 349
人名索引/ 353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和自杀的故事，开创性地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
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 统被削弱了。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在25~40岁年龄段的美国白人中，大约一半的死亡要归咎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在40岁左右的白人中，这些原因导致的死亡约占1/3；在50岁出头的白人中，这一比例则为20%左右。
这三大原因而导致的死亡，被他们称为“绝望的死亡”。
他们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还是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工资增长缓慢，而医保费用负担沉重，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服务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口。
然而，富裕国家都面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影响，是什么让美国的变化如此迥异？是什么样的绝望，才会导致这样的死亡？究竟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因素？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美国怎么了？
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种死亡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企业治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穷困，很多美国人相信并拥抱了贸易保护主义，而可悲的真相是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且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小政府，大社会”“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这些概念充斥了美国学生的教科书，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2013年4月14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
这场抓捕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而是美国政府针对法国阿尔斯通的系列行动之一。之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7.72亿美元罚款。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最终被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阿尔斯通这家曾经横跨全球电力能源与轨道交通行业的商业巨头，因此被美国人“肢解”。而皮耶鲁齐直到2018年9月才走出监狱，恢复自由。
在《美国陷阱》一书中，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内幕。
这是一场隐秘的经济战争。
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2015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新作
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奇高，究竟是什么原因？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
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资本主义是否走入危机？今日美国如何陷入困境？
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病痛与死亡的故事，开创性地探讨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
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作序，《美国真相》作者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自然》、《新科学家》等多位学者和媒体盛赞，《参考消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多家媒体抢先报道。"
★自由市场真相：市场并非万能，自由放任酿成悲剧
★“贸易战”真相：逆差源起自身，贸易保护适得其反
★民主选举真相：金钱操纵选举，政客优先服务资本
★权利平等真相：公平有如神话，种族歧视有增无减
★言论自由真相：资本裹挟舆论，民粹言论割裂社会
★“美国梦”真相：中产正在消亡，阶级固化成为常态
1、看美国如何用司法“暗箭”，将世界500强吃掉：是合理执法，还是敲诈勒索？
2014年，举世瞩目的跨国收购案——法国能源巨头阿尔斯通被美国通用电气超低价收购，迷雾重重。被当成“经济人质”的核心人物出狱后详细披露海量细节，再现阿尔斯通、通用电气、美国司法部、法国政府、欧盟多方博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2、当5G跟核能一样重要时，华为如何避免被“围猎”？
孟晚舟的遭遇简直跟美国对皮耶鲁齐的手段如出一辙！那么，华为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阿尔斯通？书中详述了阿尔斯通在应对美国围猎时的诸多灾难性决定，对中国重要的高新科技企业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3、企业高管和员工该怎样保护自己？这是震耳警钟，也是典型教材。
华为、中兴、中石化、丹东银行、西门子、松下等全球数十家企业都惨遭美国毒手，
天价罚金、高管被捕或起诉……美国长臂管辖的隐秘陷阱在哪里？中国企业高管和员工如何提高防控，保护自己？书中呈现了企业高管一步步落入美国陷阱的详细过程，是一本企业和员工的“避坑指南”。
4、政府如何保护国家核心科技？贸易的背后其实是大国博弈。
阿尔斯通被通用电气收购后，法国核电站关键技术落入他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美国正用司法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他国核心先进技术。这已被反恐专家们定义为 “法律战”的新型大国博弈。如何避免华为5G等高新技术被美国打压和吞并？本书为政府部门应对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5、一经出版，全球热议。
《参考消息》、《瞭望》杂志、《环球时报》等媒体刊发深度评论，英国《经济学人》、法兰西电台、瑞士《每日导报》、德国《经济周刊》等外国媒体深度报道，引发全球对美国“长臂管辖”的热议。当时的经济部长、现法国总统马克龙：“我深信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与阿尔斯通向通用电气出售资产的决定存在因果关系！”
谁能想到，自2014年底，法国失去了对其众多核电站的部分控制权，受益者是美国人。
我叫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身不由己地成为这场国家丑闻的核心人物。身为阿尔斯通前任高管，我对于这个涉及120多亿美元的惊悚剧的黑幕一清二楚。在很长时间里，我被迫保持沉默。今天，我决定和马修?阿伦一起将其曝光。
2013年4月，因为一个腐败案件，我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并被起诉。在这笔交易中，我一分钱都没有拿，但却被美国当局关进监狱两年有余，其中有十几个月是在一座高度警戒的看守所中服刑的。
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敲诈，目的是迫使阿尔斯通支付一笔美国史上从未开过的巨额罚款，并且将自己卖给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我的故事向大家昭示，美国是如何滥用法律和道德，将它们作为经济武器，向法国甚至欧洲发起一场秘密战争的。
我们的大型企业（阿尔卡特、道达尔、兴业银行，等等）在一个接一个地遭受这样的攻击。近年来，这些跨国企业向美国财政部缴纳了超过140亿美元的罚款。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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