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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晚年书系:茅盾先生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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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昌宝(1973~),男,吉林敦化人。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职于延边大学多年,2005年考取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学者李新宇教授,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职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曾先后在《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月刊》、《文艺评论》、《扬子江评论》、《粤海风》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回顾茅盾的一生,无论作为职业作家、半职业的革命家还是后来的政府官员,都与编辑生涯相伴相随。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1917年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寓言》、《学生杂志》,1919年主编《新乡人》(后改名为《新桐乡》),1920年下半年短期代理张东荪主政下的《时事新报》,1920年11月开始主编后来让他声名大振的《小说月报》,后参与、主持了《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周报》)、《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后改名为《航育》)、《公理日报》、《政治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之后还合作主编、参与过《前哨》(被查封后改名为《文学导报》)、《文学》、《译文》、《太白》、《呐喊》、《烽火》、《少年先锋》、《立报-言林》、《文艺阵地》、《抗战文艺》、《反帝战线》、《大众生活》、《笔谈》、《旅行杂志》、《文联》、《文汇报·文艺周刊》(香港)、《小说》,1949年后又先后介入或主编《文艺报》、《人民文学》(1953年去职)、《译文》(1958年去职,刊物1959年改为《世界文学》),以及英文刊物《中国文学》。
可以说,编辑(或主编)的身份在茅盾,是如影随形的。而茅盾,也因编辑(或主编)的身份倍添了无限光环。为此,有研究者这样评价道:“茅盾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默默无闻的期刊编辑工作中度过的。编刊的胆识与魄力、理念与思路、经验与技巧,时间之长与影响之大,在中国现当代期刊史上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是期刊编辑的巨擘,期刊评论的先驱,对编辑学、传播学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此说有一定道理。
再扩展一点来说,自1905年科举仕途寿终正寝后,大量文化人被抛向社会,卖文为生成为这些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于是现代稿费制度开始慢慢成熟起来。再加之现代意义上的学堂(新学)培养了大批潜在的受众,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渐渐培育出来的市民群体,两相结合催生出一个供需两旺的文化市场,包括期刊、杂志、报纸在内的现代媒介,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并逐步壮大起来。无论是立足于学术的《东方杂志》、《甲寅》,还是倡导新思潮的《新青年》、《新潮》,抑或是鸳鸯蝴蝶派的《礼拜六》、《绣像小说》,都曾经影响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显著标志。茅盾后来暴得大名,也是仰仗主编和革新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使之由鸳蝴派的言情文学期刊变成白话新文学的重要言论阵地。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刊物主编具有极大自主性,《小说月报》成功转轨并获得极大声誉几乎可以说是茅盾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何以这样说呢?茅盾在接管《小说月报》的同时,便向东家商务印书馆提出了要求:馆方应授予主编办事全权,不得干涉刊物的编辑方针。在《礼拜六》给商务施加提起诉讼等压力、顶头上司王云五动摇之时,茅盾直言道:“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并声言“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面对王云五不打招呼便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稿子一事,茅盾以原约定为据严正抗议,并以辞职相要挟。博弈的结果是,在茅盾留任主编《小说月报》第十三卷期间,“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自主意识与自由理念,茅盾得以放开手脚,大胆革新,最终获得巨大成功,名留青史。
……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编 今昔对比的反差
第一节 美好蓝图 残酷现实
第二节 文化高官 身不由己
第三节 同为主编 天上人间

第二编 思想改造的轨迹
第四节 调整思想 紧跟主流
第五节 重学《讲话》 再造文艺
第六节 误读鲁迅 服务政治

第三编 置身于政治风浪中
第七节 批判预演 运动热身
第八节 胡风事件 推波助澜
第九节 反右运动 深陷其中

第四编 难以为继的创作
第十节 因文罹祸 命运多舛
第十一节 尝试创作 难产有因

第五编 留声机的喧嚣与嘶哑
第十二节 拳拳亲苏 不遗余力
第十三节 亲美反美 相机而动
第十四节 思考缺席 几近失语
尾声
后记
《名人晚年书系:茅盾先生晚年》共分为五章,分别为今昔对比的反差、思想改造的轨迹、置身与政治风浪中、难以为继的写作、留声机的喧嚣与嘶哑。
《名人晚年书系:茅盾先生晚年》在一个更广阔的大历史情境中,选择茅盾作为20世纪中国的公众人物作为切入点,并以现代意识为思想的武器和视角,在大量历史事实中进行一种追加的思想史意义上的评说。这本写茅盾晚年的书,显示了商昌宝驾驭文学史题材和分析作家内心矛盾的能力。
《名人晚年书系:茅盾先生晚年》在一个更广阔的大历史情境中,选择茅盾作为20世纪中国的公众人物作为切入点,并以现代意识为思想的武器和视角,在大量历史事实中进行一种追加的思想史意义上的评说。这本写茅盾晚年的书,显示了商昌宝驾驭文学史题材和分析作家内心矛盾的能力,虽然见解并非完全个人独创,但在整合茅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时时有个人的观察和判断。
给昌宝的新书《茅盾先生晚年》写序,先从远处说起。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想来,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了。2001年,我偶然得到一个去美国访学的机会,虽然久有离开祖国去外面看看的打算,但一直没有机会。当机会到了眼前,想不到护照却办不下来,当时无论如何想不通,一个人到中年,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编辑,他能干出什么事来妨碍国家的安全?而且人到中年,妻小皆在家中,想跑也不是这个时候了。我在困惑中,给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写了一信,申说此事,因为我想到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而我前几年刚写了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册子,随信快递出去,以为这点因缘或许多少可以打动他。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但事情拖了一段时间,情况出现了转机,我的护照批准了。是不是田成平书记看了信而有所助力,我不敢说,但我愿意相信是他帮助了我,就算是我的一个良好愿望吧!我回来不久,当时还在华东师大的夏中义教授就约我参加《大学人文》的编辑工作,同来的还有丁东、李新宇、王彬彬及其他几位新老朋友。中义兄是一个极才干的人,学识和组织力都有。他长期在大学工作,可要做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时,却及时想到了两位不在大学工作的陌生朋友丁东和我,这要有相当开阔的胸怀,今天很少有人再想到自己圈子外的朋友了。
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我们在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工作快要结束时,有一次我在上海,饭后,一个朋友悄悄问我,听说中义兄有意让你来上海交大工作?我当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中义兄确实没有和我说过。当时中义兄也是刚到上海交大,雄心勃勃,宏图待展。他办事极有章法,如无把握,绝不轻易流露。
此事从始到终,中义兄都没有和我正面说过,我后来得周宁兄关照到了厦门。再见中义兄时,我曾提及此事,他总是轻描淡写,但我内心对他的感激始终长存。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新宇兄接触最多,也最为投契,当时他还在吉林大学。新宇兄是山东人,当年我在《批评家》当编辑时,他曾多次给杂志写稿,而且一发即为《新华文摘》转载,所以印象极深,但往来并不密切。1997年,我到济南参加《作家报》组织的一个活动,讨论孔范今先生一本新出的文学史著作。会后新宇兄约我到曲阜住了两天,还安排我给中文系的学生讲了一次。当时在新宇身边的几个学生,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一个李钧、一个张全之,还有一个赵歌东,均为有志青年,后来皆学所有所成。
当时我即有一个感觉,凡在新宇兄周围的青年,都是生气勃勃,志向高远。新宇兄不尚空谈,他努力用自己的热情和光焰照亮青年,他是天生有魅力的教员。
现在说到昌宝。新宇兄是他的博士导师。在如今讲学历的时代,昌宝早期的出身也不能说好,但新宇选择了他,这个见识,我和新宇兄所见略同。学术这种事,兴趣最关键,无兴趣,则终无所成,有兴趣,即令才质平平,也能略有收获。昌宝从新宇兄读书几年,开手即是一本《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专门研究中国作家在特殊年代书写的一种特殊文体——检讨,或者也叫思想汇报、检查、自我批判等。这个视角,令人叫绝,以往没有学者完全由此入手,观察整个时代作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昌宝做到了,而且完成得相当出色,显示了他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独特眼光。
这本写茅盾晚年的书,同样显示了昌宝驾驭文学史题材和分析作家内心矛盾的能力,虽然见解并非完全个人独创,但在整合茅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时时有个人的观察和判断。我对茅盾及其作品只有一般了解,但读昌宝这本著作,还是感觉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力,他把茅盾晚年的困境和复杂性展示给了读者,而且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说他的观察是空言,他是把相关史料整合得非常严密,应当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昌宝正值盛年,学术热情恰在高涨期,此次由文学史研究转向作家传记研究,我以为也预示了一个较好的学术转型。
我1985年从事编辑工作,观察文坛学界三十年,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人在青年时期,选择从事文字工作,有几个方向要清醒把握,不然会虚掷时间和才华。我以为传记当写(包括口述、年谱等同类工作),史料能搜集,掌故笔记能写,地方文献可整理,选择其他文字工作,须慎之又慎,不然一世努力,会了无痕迹。新宇兄前年完成《严复传》,我极表赞同,虽不是开创性的工作,但并非没有意义。昌宝以后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用己之长。
我与昌宝见面不过两次,感觉口才、文笔都有,如果学术方向判断恰当,一定能做出一流学术成绩。
2013年1月25日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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