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十洲，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一九九三年赴日本，先后担任日本国学院大学大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员等。一九九五年回国在日本NHK《故宫至宝——话中华五千年》摄制组工作。著有：《乾隆一日》、《紫禁城的黎明》、《民国人物绰号杂谭》、《百年斋号室名摭谈》及博士论文《两周礼器制度研究》，译有《色彩战略》，并发表学术论文《故宫与卢浮宫、艾米尔塔什开放比较研究》、《中国古俑源流研究》、《先秦荒政思想研究》、《两国丧葬青铜容器随葬组和定量分析》等三十余篇。

甘省有灾亦有雪或许有那么几分天意，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偏偏降在了上年夏秋之际被灾的甘肃。据甘肃按察使海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初八日奏报：兹于十月初十日，兰州省城得获瑞雪，积地一寸有余，其兰州府属之狄道、河州、金县、靖远，巩昌府属之岷州、漳县，凉州府属之武威、永昌、古浪，西宁府属之西宁、碾伯等州县均于初九、初十、十一等日得雪自一二三寸至五寸不等。或可谓是一场应时之雪，海明称这场雪“与（于）已种冬麦及留种春麦地亩均有裨益，至甘省今岁秋成尚称中稔，约在七分以上，故粮价较前平减，民情安贴”。海明的这份奏折并未立即使乾隆帝在瑞雪这一点上引起兴奋，他只是淡淡地在折子上写了一个“览”字，倒使他想起甘肃在夏秋之际的屡遭天灾。“七分中稔”，这也正是大学士管陕甘总督杨应琚的提法。
十月十九日，杨应琚的一份奏折说：甘省七月中旬以来，屡得时雨，入土深透，各属所种秋禾发荣畅茂，胥庆有收，业经臣恭折奏闻在案。兹已陆续成熟刈获。据各属将约收分数，先后呈报前来，臣逐一详加确核，内除偏被水旱雹霜地亩，暨气候较寒，向不种秋处所不计外，内秋禾约收九分及九分有余者，系中卫、归德（厅）县丞等二县、厅；约收八分及八分有余者，系安化、宁州、正宁、武威、宁夏、宁朔、平罗、灵州、渊泉、玉门、踏实县丞、徽县、肃州等一十三州、县、厅；约收七分及七分有余者，系河州、西和、崇信、灵台、合水、环县、抚彝（厅）、张掖、永昌、古浪、碾伯、敦煌、清水、两当、高台、王子庄州同等一十六州县、厅；约六分及六分有余者，系皋兰、狄道（州）、沙泥州判、金县、陇西、漳县、平凉、静宁、华亭、泾州、镇原、庄浪（厅）、山丹、东乐县丞、镇番、平番、秦州、礼县、秦安、三岔州判、文县、成县、西固州同等二十三州、县、厅；约收五分有余者，系渭源、靖远、宁远、伏羌、隆德、固原、花马池州同、阶州等八州县、厅，合计通省六十二州、县、厅约秋禾收成共有七分有余。
伏查本年甘省夏禾虽有遍被旱伤之处，仰蒙圣恩特蠲额赋，厚生抚绥灾黎，已无失所。今秋禾收成获有七分有余，虽未甚丰，堪称中稔。通省黎民靡不感戴圣主福庇，皆安居乐业。乾隆帝在此折的朱批是“览奏稍慰”。十二月十三日，大学士刘统勋据此也上了一份折子，“臣等详查杨应琚奏甘省被灾州县一折，单开灾重地方十四处，稍重地方十五处，灾轻地方七处，尚未勘复地方十处。其尚未勘复地方是否成灾？暨被灾轻重情形若何？并灾重灾轻等州县现在作何分别赈恤之处？折内未经声叙。再河州、狄道、碾伯三州县，折内既称俱已改种秋禾，续经勘不成灾，而又将河州、碾伯例人夏秋偏被雹水灾轻之七州县内，狄道一州列入尚未勘复之十州县内。所奏亦未甚明晰，似应令该督即行查明，详悉复奏，以使叙入加赈”。为此，乾隆帝下了一道谕旨：“甘省被灾各州县处，地土瘠薄，灾后民食未免拮据，业经降旨，加意抚恤，并蠲免额赋，因念新春，尚须特降谕旨，加恩展赈。曾传谕该督，将现在如何赈恤情形查明具奏。今据奏称灾重地方十四处，稍重地方十五处，灾轻者七处，其狄道、镇原等十州县据称尚未勘复。
该十州县秋禾既遍被雹水，是否勘明成灾，暨被灾轻重情形如何？及灾重灾轻各州县现在作何分别抚恤加赈之处？折内俱未经声叙。再河州、狄道、碾伯三州县既称俱已改种秋禾，续经勘不成灾，而又将河州、碾伯列入夏秋遍被雹水灾轻之七州县内，狄道一州列入尚未勘复之十州县内，所奏亦未甚明晰。著传谕该督杨应琚，将以上各情节及明春应行展赈并酌量予赈各州县，速即查明，具折奏闻，俟朕临时降旨。”灾荒之时，皇帝借以整饬吏治，已成为历代荒政的重要内容。乾隆帝乘此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约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说：“天下不能以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因此，廉政是“仁政”的最终保证。几天来，乾隆帝想的是，加恩展赈，并蠲免本年赋租。
乾隆三十年以前，灾情最重、耗费银两最多的，要属乾隆七年（1742）江苏、安徽二省的水灾。是年六、七、八月，江南淮、徐、扬州一带，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水势漫溢，甚于往时”。江苏、安徽的江、海、淮、徐、凤、颍、扬、泗等府所辖五十余州县被灾，情况十万火急，据江苏巡抚陈大受奏称：“扬州目下河水日逐增长，民间自中人之家，以及极贫之户，皆流离四散。
虽有平粜之官粮，抚恤之公项亦不能奔走领籴。”安徽凤阳府、泗州、颍州所属州县灾民多达二百二十余万人，江苏更倍于此数。乾隆帝闻悉扬州灾情，心急如焚，立即谕示督抚：“似此情形，实非寻常被灾可比，朕心深为轸恻。”他责令督抚“不得拘于常例，务须多方设法，竭力拯救，使灾黎稍可资生”。水退之后，他下谕要求“倍加抚绥，俾得安其故业，毋致失所”。除了免除被水州县本年额赋以外，又特派直隶总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学健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办理赈恤、水利事务”。为了使灾隋通报畅达，不致贻误赈救，乾隆帝曾“用是特颁谕旨，通行宣示，嗣后督抚等，若有匿灾不报，或删减分数，不据实在情形者，经朕访闻，或被科道纠参，必严加议处，不少（稍）宽贷”。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公元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个极平常的日子，随机抽样的一天，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然而由小见大，它正是乾隆朝中叶，也是清王朝中期，又是中国古代的最后盛世——史称“康乾盛世”——的一个标本。 本书充分利用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清宫档案与御制诗文，以及当日的朝廷文书如上谕、奏折等资料，按一天的时辰先后排列，详述乾隆帝从早到晚的宫廷生活，包括起居、饮食、宗教仪式、文艺活动、政务处理到家庭状况等。透过作者崭新的观察角度，情文并茂的笔法，鞭辟入里的分析，重新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一个五十五岁、正处于人生巅峰、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弘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