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天石
胡佛研究所有一座咖啡厅，所内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公余都可以去坐坐，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几块点心，是一个舒心惬意的聊天所在。2006年，我应邀到胡佛档案馆研读蒋介石日记，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常爱到咖啡厅坐坐。某日，见四五位中国同胞已经先在，正围桌团坐，听其中一位谈蒋介石轶事。这一位个子不高，略显清癯，江南口音，谈兴正浓。我凑进去，介绍之后，得知这一位便是阮大仁先生。
阮先生原籍浙江，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学位，在大学里担任过教授，在高科技公司、银行界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为报刊写过十年政论，也曾跃入商界遨游。他博览典籍，爱好文史，精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是真正的才子和多面手。我们初次见面，相谈颇为投机，可谓一见如故。此后，我每年去胡佛研究所，都要和大仁先生见几面。大仁先生熟悉掌故，健谈也爱谈，尤好长谈，每次见面，只要话题一开，大仁先生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只要带着耳朵恭听就可以了。有一天，在大仁先生寓所的宽大阳台上，一边眺望山野景色，一边谈民国史事，天黑后，转入室内，灯下续谈，仍然是大仁先生当主角，不觉已经夜深，我起身告辞，大仁先生意犹未尽，殷勤挽留，表示可以继续谈下去。
大仁先生所谈，有许多可以稽诸文献，但是，也有许多属于人所不知的秘辛。我虽研究民国史多年，与大仁先生谈话，常有闻所未闻之感。后来了解到：大仁先生的祖父阮性存，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民国建立；父亲阮毅成，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长达十余年，国民党迁台后，追随蒋介石，历任“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副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其所著《中央工作日记》至今仍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大仁先生自述，毅成先生曾告诉他不少政坛秘闻，为防窃听，有些则是在大街小巷散步时所告。此外，大仁先生又以家庭关系，与民国的政坛耆宿及其后代多有交往，这些人有意讲述一些事情，企图借大仁先生之笔传世；大仁先生有时也有意向他们请教、打探、求证。这些原因，加之大仁先生博闻强记，记忆超人，其所以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
治史，当然主要靠档案和文献，因为此类资料形成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比较准确、可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档案、文献亦不尽可靠，而且，它绝无可能记录所有历史家需要的资料，有许多事件、过程、情节、细节，不可能见之于文字，或根本不能见之于文字，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周资博采，收集当事人，或相关人的回忆、口述，包括传闻等资料，然后与档案、文献对照、检核，验证，择其可靠、可信者入史。这样做，可以使历史学不仅真实，而且丰富、全面、生动。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年就是如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既利用了汉朝的国家档案，也是他行万里路，周游各地，广泛调查、访问的结果。
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使得他可以从容精读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文献，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辈、父辈的口述或传闻资料，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说我曾戏称他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轻时记忆力可能尚好，但近年来脑力日衰，已经不记得当年说此话的情景，不过，即使有此语，亦非批评，而是言赞美，因为第一，正史未必尽真，而野史未必尽伪，鲁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装腔作势”，摆“史架子”，“也不敢说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读民间私人敢于说真话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档案文献与回忆、口述、传闻来界定“正”与“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如此说来，“二史堂主人”之称，岂不美哉！岂不懿哉！当年的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而今的大仁先生传述祖上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亦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书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蒋介石日记，参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记、口述回忆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资料，相互验证，对照，解开了1948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的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学数学的，重视科学精神，主张写历史要冷静、中立、客观，反对“笔锋常带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以说理和分析见长；但是，大仁先生文学修养很深，因此，书中也颇多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之处。国民党内，派系复杂，人物关系复杂，大仁先生却能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长于台湾，国民党迁台以后的历史是他的“所见世”。由于时间较近，档案尚未开放，台湾学者可能尚未顾及，大陆学者则难以深入。大仁先生本书，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见闻，对这一时期台湾政坛的重大变幻，如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上台，以及著名的“叶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无尽的宝藏”，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时，对日记所载，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态度，对其中论事、论人的主观与谬误，甚至不惜下大力气加以批驳、辨正。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供自己“日后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时也有当记而不记的“省略”。这种情况，大仁先生称之为“不正当的省略”。另外，蒋介石像每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历史学家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记中的记载为准。这些意见，对于已经利用蒋介石日记，或准备利用的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
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序二
郭岱君
大仁兄写史有独特的方法。他擅长从“人”的角度观察历史事件，特别重视政治人物的互动、他们的背景、派系、思想、人事关系等，有时还触及个人的性格及心理状态；而笔下的人物，大部分他曾亲见、或与他家庭熟悉。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王云五、严家淦、叶公超、黄少谷、唐纵等，这些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几乎都见过，而且与他父亲阮毅成先生过从甚密。
在国民党的官场文化中成长，了解其中的复杂与微妙，大仁不但能得到一般学者所无的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而且他读蒋介石日记，别有一番体会。再加上大仁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兼有过目不忘之能，因此他能见人所未见。
例如，不少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关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分掌党政军。当时汪早已是资深的“革命领袖”，而蒋则出掌黄埔不久，在党政方面的资历都去汪甚远。可是，仅仅十数年间，蒋汪几度分合，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结局亦别于天壤。蒋领导抗日胜利，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华民国领袖、民族英雄；而汪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
究其原因，两人对日和战态度不同、以及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固自是主因，但彼此地位消长带给汪的委屈与不平，也不能忽视。在大仁的文章中，他父亲阮毅成先生（时任汪精卫机要秘书）对汪近身的观察，就颇耐人寻味。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欲把党权定于一，以因应抗日。大部分党员的共识是由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但原来在名义上一直掌握党权的汪不愿屈居蒋之下，坚拒出任副总裁。汪向蒋表达这个意思，蒋也同意了。可是4月1日选举总裁、副总裁大会中，汪却被动地陪着演了一场不愉快的戏。当日蒋本人回避，汪担任大会主席。选举总裁、副总裁本是两案，先选总裁、再选副总裁，没想到吴稚晖提案把“选举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并成一案，全场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过。汪精卫在台上，赞成也不是、不赞成也不是，尴尬万分，踌躇几秒，只好也起立鼓掌。当时也在台上、站在汪侧后方的阮毅成先生清楚看到汪脸色铁青，“羞愤至极”，觉得被蒋摆了一道。毅成先生指出，几个月后汪精卫出走，经河内转赴日本，另立“维新政府”，多少与此事有关。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政治人物互动的机会，一般历史学者是很难有的。本书所收集的五篇文章，除了第四篇外，其余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如1961年11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突被召回，当场免职，而且不许其回到华盛顿办理交接。为什么素受蒋介石夫妇信任的叶公超，突然遭受这么严厉的处分？多年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蒋介石日记刚开放时，不少台湾媒体及学者特别来找答案，也有几位朋友特别托我查看这段事故。
从蒋日记看来，是因为叶公超在处理联合国代表权相关的“外蒙古案”上，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犯了“抗命罪”、“大不敬罪 ”。可是，大仁根据蒋日记、美国国务院档案、特别是其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长辈口述，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原来蒋介石早在1958年就对叶公超不满，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共同宣言”的英文版本时，玩弄文字，“欺诈”“元首”。1961年叶在“外蒙古案”的态度，更使蒋“深恶痛绝”。当时，蒋不但拔掉叶驻美“大使”职位，还要降调他为“行政院”顾问，以示惩罚；后经过陈诚斡旋、叶也向蒋经国求情，才考虑“内外关系”，把叶调为“政务委员”。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厌恶叶？多少是因为怀疑叶被陈诚收编。王云五亲口告诉阮毅成先生，他1959年美国之行，表面上说是考察公务员考选业务，其实是另有一秘密任务——蒋要他调查为什么罗斯福可以连任四次美国总统。蒋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云五，而不是驻美“大使”叶公超，显示蒋信不过叶公超，而最主要的是当时蒋对陈诚的信任已不如前，他怀疑叶倾向陈，所以对叶也不放心。
因此，大仁指出，叶公超一案实牵涉“内外关系”，肇因于“内外关系”，最后处理也是考虑了“内外关系”。也就是说，在蒋的心目中，“外”是因为叶公超与美国人太近；“内”则是因为叶公超是陈诚的人。
谈到陈诚，蒋介石与陈诚关系的变化，也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陈诚一直是蒋信赖的部属，尤其是1949年撤退台湾后，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左右手，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直到“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声望之隆，仅次于蒋介石。当时陈诚接班的态势明显，却为什么“内阁”突然在1963年改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由严家淦接任？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台湾后来数十年的政治发展。
大仁根据蒋日记以及私人管道的讯息，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认为蒋陈嫌隙的关键是1960年蒋介石欲连任第三任“总统”。陈诚“坐二却不能望一”，因失望而生怨。蒋陈也因此而有心结，双方互相猜忌，到1963年初，蒋陈关系已变质，整个1963年，蒋日记出现许多批评陈诚的文字，大多是指陈“心胸狭小”、“成见太深”、“偏激偏见”，几乎无好言，在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还做出不尊重、甚至羞辱陈的言行。所以，陈诚下台是势在必然，反而严家淦上台“纯属偶然”。
大仁指出，蒋陈都是刚强不折的个性，本来中间有位性情圆融的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作为润滑剂，化解冲突，可是1963年张群自己也有问鼎“行政院长”之意，因此不但未能疏通两人心结，反而火上加油，最后导致陈诚愤而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不久即因病过世。
当时有意争取“行政院长”的，除了张群，还有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和周至柔（“总统府参军长”）。三方各有利弊，蒋难以取决，但又执意要拿掉陈诚，最后跌破众人眼镜，匆匆找来政学系的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
大仁的分析引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而这些内情，则是当事人或参与协调折冲的王云五、陈雪屏（“行政院秘书长”）亲口所述。阮毅成先生时任“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也亲见1963年整个政局变化以及国民党高层的互动。
大仁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研究训练，但他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一）他的分析充分证明正史不可尽信。文字记载的历史多为官样文章，免不了有所隐瞒或偏失。历史事件有其多面性，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带，治史者必须特别留意。
（二）他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只从他们公开的、官方的言行去看，而是要观察他们私下的言行，才能碰触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参与或知道事件真相的人，经常会陷入不能讲、不愿讲或讲不清楚的困境。如何判断？如何挖掘真相？就要靠治史者的努力和能耐了。
（三）大仁笔下的历史充分显露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以及蒋介石的领导统御模式。在每一篇文字中，蒋介石的领导模式、性格、决策的心路历程，还有国民党领导人的派系、彼此的互动、特别是他们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细腻的脉络，一一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真是一部活历史！
杨天石教授曾戏说大仁是“二史堂”——信史加野史。事实上，正史（特别是现代史）在目前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当然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史家除非掌握各个方位，还要力求客观，否则很难窥其全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仁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有特殊的背景和管道，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点一滴的访查、拼凑，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
为此，我要诚挚地向大仁致敬、致贺！
（郭岱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序三
吕芳上
2010年12月，阮大仁先生出版《放声集》，虽属政论文字，但事涉1970年代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所论集中在台湾的民权与人权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谠论，已成为台湾民主化的重要象征与文献；如论作者的写作态度，以“放声不愿误苍生，博学终为读书人”，大约可以概括。从政论转到历史研究，作者秉持同一心态：识力、风骨、坦然、洞见，完成的新书《蒋中正日记揭秘》，当为时下蒋中正研究风、民国热，添薪加材，延烧熊熊之火，格外引人瞩目。
收录在这本书的十一篇文章，是1948 年至1963年间，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的史事，的确为所谓风雨飘摇到大局初定的十五年，留下了时代的可贵记录。蒋中正一生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虽说台湾时期最称安定，但小局面下，对内对外，依然波涛汹涌。撤退到台湾的蒋，最关怀的几件事，一是稳定局势寻求再起，故有党的改造、政治戒严、寻求接班人；二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光复”故土，不仅坐而言，且起而行，直到1963年希望才告破灭；三是维系民国命脉，保有国际地位，故外交上亲美、巩固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成为每年耿耿于怀的大事。内政外交交错，政治案件往往因之迭起。其初，国民党内部派系、地域之见，仍时隐时现，化为权力之争，每见出招、接招戏码，CC派与政学系，见于1948年陈立夫、张群组阁之争；1963年陈诚、严家淦的下台与上台，也见“团派”与政学系的身影。1961年叶公超去职案，在蒋眼中，涉大不敬、“欺君”、“卖国”、抗命诸罪，内情扑朔迷离，经作者的分析，此事牵及中美间有关联合国代表权及外蒙入会案之交涉，对美外交第二管道的出现，加上叶公超洋派作风，辅以小报告的推波助澜，终造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人谈历史，看表面文章不难，要掌握内幕不易，作者于重要史事内情，每娓娓道来，读之于知人阅世增益颇多。
历史学者多深知，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并由大事权衡历史关键问题为治史之道，大仁先生综论史事的典雅文字，正落在非易易的窍要论述上，此正见其智慧与才情。作者之所以有这套功夫，有家世的渊源，也有自修所得之涵养。大仁先生先祖性存（荀伯）先生，清末法政留学生，曾与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同学；其尊翁毅成先生在五四时期已崭露头角，活跃浙江学界，其后历任党政要职，留下的“从政工作日记”与口述历史，正是作者据以为文的宝库。大仁先生个人才气不凡，高中时代众生懵懂时，他已有成熟文章面世；大学时代，与刘氏兄弟等，共享“上官鼎”笔名，引领众人进入武侠世界。1970年代的政论文章，分析时政，筹思振笔，发为时评，每见真情。待新世纪投入历史写作，以美国圣母大学数学博士，又读企管、电子计算器工程者，复见其文史根底之雄厚，不论史事论断、人物月旦，于公私夹叙中，有想像但逼真；于太史公笔法中，有感喟不失其公义，所谓智烛机先、谈言微中，发人所未发、见人所不见，尤使专业史家自叹弗如。
2007年蒋中正日记公开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趋之若鹜，个人因此连续三个暑假也附会风雅，得晤大仁先生。犹记当时每逢傍晚时分，多数同道聚集咖啡厅，海阔天空论议抄录日记心得，更且品评时政。大仁先生往往放言高谈，其丰富见闻，开阔眼界，纵论古今，谈笑风生，倾倒众人，而谈论史事之关键处，尤有肯棨之见。如今大仁先生以近几年来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事文字集结成书，虽为私家之作，但不可仅视为政坛秘闻。往事并不如烟，本书相关文字对现代史事提供之多元视角及精辟见解，于转型关键时期之历史，尤有见微知著之用，读者幸毋轻忽。爰以为序，并请大仁先生及前辈指教。
（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