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本书

《变形记》
弗兰兹·卡夫卡 著
迈克尔·霍夫曼 译自德语

谨向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
献上这个警世寓言
并致以良好祝愿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


尊敬的哈珀先生：
随信附寄的这本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标志性文学作品之一。就算您没有读过，也一定早有耳闻。故事讲述了一位恪尽职守而心神不安的推销员，一觉醒来后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情节引人入胜、妙趣横生。这样的变化所带来的实际问题——新的日常饮食、新的家庭动态、暗淡的工作前景，等等——都一一得以解决，其结果颇合逻辑。然而，格里高尔·萨姆沙，这位可怜的推销员，内心深处仍然是同一个人，具有同样的灵魂，譬如，依旧会被音乐打动——这一切也展示得清清楚楚；那么，作为大甲虫醒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留给读者定夺吧。
1915年，弗兰兹·卡夫卡出版了《变形记》。这是极少数他在世时出版的作品之一，他的写作当时一直被人质疑。1924年，在身患肺结核即将辞世之际，他请求他的朋友兼遗著保管人麦克斯·布罗德将他未出版的作品全部销毁。布罗德并未遵从他的遗愿，恰恰相反，他把它们统统出版了。三部未完成的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得以刊行；不过，在我看来，他众多的短篇小说更为出色，不仅因为它们是已完成之作。
卡夫卡的人生——连同他的作品——都被他那专横独断的父亲所主宰。他父亲是个粗人，只看重物质的成功，儿子对文学的追求令他难以理解。卡夫卡想恭恭顺顺地迎合父亲的意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波西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机构效劳（唉，这名称听上去难道不正是从卡夫卡作品中来的吗？），而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职业成就。然而，白天上班求谋生，晚上专心写作好让自己感到有生机，精疲力竭的他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离世时年仅40岁。
卡夫卡为我们的时代引入了一种至今未曾消散的心绪：忧惧。在此之前，苦难是物质性的，是肉体感知的。想想狄更斯笔下所描写的饥寒交迫的痛苦吧；物质富足才是摆脱痛苦之道。但是，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痛苦是关乎心灵的，是内心深处无法消散的恐惧，与我们是否有工作无关。二十世纪机能不良的一面，无需动脑的机械劳作和持续、严酷、琐碎的管制以及灰暗的城市资本主义生存状况（其中，我们每个人不过是机器中的一个孤立齿轮罢了）所带来的忧惧——这就是卡夫卡所揭示的一切。我们是否已经没有了这些担忧？我们是否已经从焦虑、孤立和异化中走了出来？唉，我并不这样认为。卡夫卡的话依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1923年11月，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丑陋的奥地利下士妄图夺取政权，发动了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但以失败告终，七个月后卡夫卡离世。这样的叠合颇具宣示性，仿佛卡夫卡已有预感，而希特勒作了宣告。更加令人悲戚的叠合是：卡夫卡的三个妹妹都死在了纳粹集中营。
《变形记》是一本令人欲罢不能却又冷酷无情的小说。阅读之初，你的脸上也许会露出一丝黑色幽默式的微笑，但等你读毕整个故事，那笑意已一扫而光。我们不妨把《变形记》看作一则警世寓言。书页中呈示的疏离感愈强，我们便愈发渴求人生的本真。
圣诞节很快就要来临。看看我在给您寄下一本书的时候能不能写几句欢快一点的话来迎庆节期。

您诚挚的
扬·马特尔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 出生于波西米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首府布拉格，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卡夫卡的大多数作品都令人心绪不宁，噩梦般的场景信手拈来，黑暗的主题贯穿他创作的始终，比如异化、人性的兽化以及极权主义，如今这种文学风格被称为“卡夫卡体”。他因中篇小说《变形记》以及两部在去世后才出版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闻名于世。他曾获法学博士学位，大部分时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




第35本书

《牛奶树下》
迪伦·托马斯 著
2008年8月5日

谨向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
致以良好祝愿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


尊敬的哈珀先生：
很抱歉，这周寄给您的书要迟些才能送到。这并不是因为周末的缘故。跟大多数自谋职业者一样，我也很乐意在周末和假期工作，因为如果我不干，没有人会帮我干。原因并不在于此。这次寄给您的书是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牛奶树下》。这是一部很抒情的作品，不仅需要读，还需要听。因此，除了文本，我还想寄给您一份相应的录音。这份蛮有名的音频资料是在纽约录制的，迪伦·托马斯也亲自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朗读，当时离他去世还不到两个月，我家里就收藏了一张那次录制的密纹唱片，不过我不太舍得寄给您，而就算我愿意，您手头也不一定有留声机。我为您找到的是由BBC新近制作的CD，由于邮递过来比较慢，所以才导致这次延耽。
这儿我想顺便讲讲有声读物。您以前听过有声读物吗？几年前，我开车去育空旅行，专门带了一些打算在路上听。我以为自己很快会厌烦，因为我不喜欢在欣赏加拿大北部壮观美景的同时，耳边有个声音没完没了地嗡嗡作响。三分钟的流行音乐还行，但十二个小时的故事呢？我想这会把我逼疯的。可是我错了。在此提前提醒您：有声读物绝对让人上瘾。语言的起源是口语，而非书面语。我们先说话后写字，不仅孩子是这样，整个物种都是如此。只有通过言说，语言才能发挥全部的威力。如果将书面语比作菜谱，那么口语就是做好的美味佳肴，声音中增添了语调、口音、重音以及情感。最近几年，加拿大和美国民众的演讲质量已大为退化，我相信您一定有同感。我觉得，奥巴马之所以能荣登美国总统宝座，部分原因在于他高超的演说技巧，听起来寓意深厚、铿锵有力、鼓舞人心。他在这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如今，大多数公共演讲者都过于机械、呆板。不过演员则是明显的例外。他们很擅长公共演讲，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这些有声读物正是由演员录制的。作者精雕细琢的文字配上演员精当传神的演绎，让这些有声读物沁人心脾。在开车去育空的旅途中，我常常是必须听完一个章节才肯下车休息。而第二天一早，我又迫不及待地打开播放器。听完了一个故事，我又如饥似渴地播放下一个。现在，每次开车旅行，我都要在公共图书馆停一下，带些有声读物上路。
大家都在讨论今秋的大选。想必您又得四处奔波了吧。我建议您不妨随身带些有声读物以打发在巴士、飞机上的漫长时光。对此，我唯一的忠告是，尽量不要选择删节版本。其它的随你挑选。谋杀悬疑故事特别带劲——诗歌也很不错。
谈到诗歌，正好回到我们的正题，《牛奶树下》。迪伦·托马斯无疑是世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作为一位现代吟游诗人，他所具有的品质格外珍稀：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魅力，由于他的艰辛生活和过度酗酒—一位天才英年早逝；同时得以名垂青史——使他的作品才气横溢，令万众崇拜。他的诗歌不断被收入各种诗集之中。您一定听说过《请不要温雅地步入那良宵》这首诗。
《牛奶树下》是一部广播剧，也许您会认为，如同大多数广播剧那样，这出剧也会拥有紧张的情节、紧凑的节奏、独特的声音以及清晰的音效。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这出剧讲述的是威尔士一个名叫拉瑞葛布（Llareggub）的村庄里平凡的一天，根本没有什么情节可言。如果您把Llareggub倒过来念，你就会明白迪伦·托马斯是怎样看待这个威尔士小村庄的，bugger all，什么也没有。不过生活还是美好的，这也是《牛奶树下》的核心主题，即对生活的礼赞。剧中有69个与众不同的声音，放在一起却产生了交响乐般的效果。迪伦·托马斯的语言天赋赋予了剧本美妙的旋律。他的文字会说话、会模仿，冒着气泡，闪着火花，时而奔跑，时而停顿，嬉笑怒骂，摄人心魂。这是至纯至美的文字。
“美”——一个被翻来覆去用滥的词汇。然而，如同许多我们一直使用的词——譬如，“好”、“公平”之类的——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在这些陈词滥调的背后是一段漫长的哲学之旅，伴随着人类思想一同诞生。显然，美让人感动，让人振奋，让人羞愧，美塑造了我们。在此信中，我甚至不想给美下定义。这个最好留给您自己去思考，或去查阅辞书。如果您真心好奇，就会发现，您正在沿着西方哲学的脉络追本溯源，直至毕达哥拉斯（他将美与对称挂钩），当然，所有的视觉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美相关。关于美，有太多的内容要学，只要您愿意，值得您一辈子去钻研。
在此，我想缩小范围，侧重讲讲美和散文作家这个问题。作家在讲故事时，可以借助很多手段。人物刻画、情节和白描，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如果能让这个故事扣人心弦，人物有血有肉，背景真实可信，那你就成功了。对于这几种要素，作家的偏爱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约翰·格里森姆、斯蒂芬·金会侧重情节的描写，附带一些描述，而人物则主要被视作叙述的辅助手段。而像约翰·班维尔这样的作家（您知道他吗？一位风格独特、与众不同的爱尔兰作家），则致力于人物的刻画和场景的描述，而对情节着墨较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同的作家，根据个人长处和兴趣的不同，在讲故事时都会加入不同的佐料。
不过，对于所有作家而言，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那就是对美的追求。每一个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向往文学之美。也许是情节之美，简单而优雅。也许是细节刻画之美，用文字生动传神地刻画人物和场景，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换句话说，一个有文学抱负的作家都渴望拥有一支生花的妙笔，写出辞无所假、璧坐玑驰、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我保证，如果有一天您碰到了这样的作家，当您很激动地握着他的手哑口无言时，只需对他说：“您是一个很美的作家，”他就会很高兴。他完全明白，您指的不是他的气色或穿着，而是指铺展在书页上的文字。此嘉言一出，他准会心花怒放，喜笑颜开，几乎浑身酥软。
但是——凡事总有个“但是”——对于美，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各行各业皆然。在这个视觉至上的社会，我们往往被“美”轻易地俘获，不管是人、物还是书。一本词藻华丽的书，就像一个精心打扮的人，也许并没有太多的内在。内在美常常败给外在美。好作家明白，再优美的文字也无法取代充实的内容。真正的美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完美结合。
换句话说，美可能是个面具，美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空洞、虚伪、甚至丑陋。
不过，《牛奶树下》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优美抒情的文字背后是迪伦·托马斯对生活深刻的认知：生活是美好的，尽管有时坎坷曲折。据说，迪伦·托马斯笔下的《牛奶树下》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回应。我怀疑此传言失实。听上去太言之凿凿了。然而，将一首灼灼生辉、韵律优美的诗歌安置在大规模杀戮平民的黑暗背景中，确然荡漾着空灵之真：美可以是一条回归善良的通衢大道。

您诚挚的
扬·马特尔

迪伦·托马斯（1914—1953） 威尔士诗人、散文作家、剧作家。他的诗歌技巧圆熟，内容丰富饱满，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主题常常反映自然世界的和谐统一以及生死循环。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一个孩子在威尔士度过的圣诞节》和诗歌《请不要温雅地步入那良宵》。二战结束后，他赴美国参加了一系列著名的诗歌朗诵会，在其中一场朗诵会中，他因饮酒过量死于纽约。




第58和第59本书

《逃离》
爱丽丝·门罗 著
和
《门》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以及
《路》
奥利弗·施罗尔的音乐CD
2009年6月22日

谨向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
致以良好祝愿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


尊敬的哈珀先生：
请问您是否与爱丽丝·门罗通过电话？记得我在获得曼布克奖时，接到了克雷蒂安 总理的来电。当时我住在柏林，而总理在渥太华，因此在电话接通前还是稍稍费了点周折。总理的助手先联系到我，记下我的号码，之后我们约定第二天和总理通话的具体时间。第二天，办公室的电话如约响起，对方正是让·克雷蒂安先生。虽然我早已知道这会是他的电话，但在那一刻，我还是有些错愕：我是在和加拿大总理通电话啊！而且是总理主动要求与我谈话！我们交谈了几分钟，他祝贺我获得布克奖，我也表示很高兴能为加拿大赢得第三枚布克奖。他说他觉得写一本书可真难哪。他提及他曾写过一本题为《心中的话》的回忆录。我说写一本书确实不易，但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他深表赞同。我们就这样持续交谈了几分钟，我们并不熟识却相谈甚欢。然后他说他有事必须得挂电话了，我立即对他的来电表示感谢。我对他说，我非常荣幸能与他通话，并祝愿他心情愉快。他也对我表示了同样的感谢与祝福。一位日理万机的政要，竟肯抽出些许时间与我通话，我深为感动。毕竟，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呢？他给一名加拿大公民打了一通私人电话，顶多可多得一张选票而已。但这不是他的出发点。他是堂堂的加拿大总理，全体加拿大人的总理啊！显然他认为他有责任亲自祝贺一位刚刚为他的国家获得殊荣的加拿大作家，即使他并未读过这位作家的获奖作品。
现在爱丽丝·门罗荣获了国际曼布克奖。这一奖项每两年只颁发一次，奖励在小说创作中成就卓然的作家。继2005年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与2007年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获得该奖项之后，我们自己的爱丽丝·门罗也摘得了2009年度国际曼布克奖。这是多么值得称颂啊，不是吗？
为了向爱丽丝·门罗致敬，这周我向您寄送的是她出版于2004年的短篇小说集《逃离》，包括纸质书与由金伯利·戴金朗读的有声读物。给您寄这本有声读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只是因为我碰巧看到书店里有售。想到此刻正值夏天，正是出游的好季节，于是我想您会欣然地将这些CD装进汽车的CD播放器里（总共有9张），让自己沉浸在门罗那些亲切怡人的故事中。在集子的第二篇《机缘》中，一桩奇妙的巧合会向您奔袭而来。故事的主人公朱丽叶提到她与同事一起去看了一部“复兴电影”。您知道是哪部电影吗？正是我上周寄给您的《广岛之恋》。您说出现这种巧合的机率会有多高？（您喜欢那部电影吗？）至于作家爱丽丝·门罗，她早已名扬四海，倍受仰慕，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谈论她的作品不免有点傻里傻气，但万一您不太熟悉她的作品，我就罗嗦几句。众多小说——包括我自己的——依赖离奇诡谲的东西，依赖读者不可能遇见的人物或不可能经历的事件。阅读这样的故事彷如踏上一段海外之旅，我们因所见皆为陌生、新奇之物而心旷神怡。门罗可从来不这么干。她的故事讲的可能就是我们身旁的邻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样做是否会使故事显得无聊、乏味或是庸俗了呢？换做别的作家或许会吧，但是一旦到了门罗笔下，一切就不同了。通过细节刻画与心理白描，小说中呈现的人物故事变得妙趣横生，我们也因此饶有兴味地阅读它们，仿佛是在读自己的人生经历。门罗的手法并非是化腐朽为神奇，她只是为寻常事物注入了活力。她的小说更多的是展示生活本身的小波小澜，而非摧毁生活的大起大落。总之，她的作品关乎的是生命的质地。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喜爱爱丽丝·门罗，是因为她让我更喜爱我的邻居。自从读了门罗的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我的邻居个个都能成为她笔下的人物，这也成为他们身上的可贵之处——他们变得如小说般丰富立体了。
《逃离》的纸质书与有声读物算是我为您挑选的第58本书。在给您寄送第52本书《燃烧的冰》的那封信里，我曾提过我将会短暂出游：我将去秘鲁三周，徒步游览那里的高山与森林，去看看气候变化对热带环境的影响。我不确定到时是否还能给您从亚马逊网上邮书，所以我决定在本周的包裹里把第59本书一并送上，我之前也曾干过这样“合二为一”的事。还有谁的作品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书更契合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呢？这两个名字经常被相提并论，人们甚至会觉得她们是一对连体婴。她们，还有迈克尔·翁达杰，无疑是国际文坛最知名的加拿大作家。既然说到获奖，不得不提到阿特伍德为加拿大赢得了第二个布克奖，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加拿大人是翁达杰。
我在这里为您挑选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诗集《门》。我已有一段时间未给您寄送诗集了。阿特伍德是一位多面手，她的诗歌创作与她的小说创作一样才气过人。在我看来，一本诗集是否优秀，要看它在寥寥数页中可涵括多少内容。失而复得的玩具小屋、爱猫之死、渐渐老迈的双亲、卡利古拉皇帝统治下的生活、战争、旧相片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话题——每首诗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而这一部诗集俨然就是一整个银河系了。《门》中的诗作娓娓道来却不失敏锐，它们题材广泛，既有丰沛的感伤，也有政治的抒怀。我尤其要向您推荐《猫头鹰和猫，几年以后》与《门》这两首诗。前者关涉诗人自己的生活；后者的题目也被用作整本诗集的标题，整首诗精彩绝伦，以摇曳的门作比，在短短两页里道尽了生活、生命以及人生的真谛。此外，我还想向您推荐一个读诗的方式：第一遍默读，理解诗意；第二遍大声朗读，领会真意。
寄给您出自同一国家两个不同作家的作品，让我开始思考是否有“民族文学”一说。我们是否能在门罗和阿特伍德的作品里找到一种加拿大元素？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笔中，是否有一种俄罗斯人特有的风格？在奥斯汀和狄更斯的小说里是否就能嗅出英国人的气质？依此类推。当然，小说使用的语言及故事发生的背景能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例如，一个场景设置在德国，用德语写就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位德国作家的作品——但是，这就一定说明这是一个德国特色的故事了吗？如果一个加拿大作家把故事发生地设在印度，好比罗辛顿·米斯垂写的《微妙的平衡》，就一定比发生在安大略省的故事少点“加拿大味儿”了吗？您曾经对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常年居于国外是否还是加拿大人表示质疑。这样的质疑是否也适用于我们分析小说呢？我认为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作品，这样的质疑都有失公允。我本人也在国外生活多年，但我从不觉得自己因此就少了些加拿大特质。对于加拿大文学我也持相同态度。不妨以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 为例。他的作品以捷克语写就，讲述的大多也是捷克的事情，但他在加拿大已生活了四十多年。我们就能因此否认他身上的加拿大特质吗？如果是，我们依据的又是哪一种标准呢？如果仅仅以使用哪种语言来评判，那么对于由很多国家使用的英语和法语写成的作品我们又该怎么评判呢？“民族文学”这个命题既吸引人，又如泥潭般让人却步。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文学，那这样的文学一定是不断变化又极具渗透性的。同时，它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决定了作家作品的特质？还是作家反过来决定国家的特性？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述。有些作家，比如卡夫卡，他的作品显然和他创作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而另外一些作家，如阿特伍德与门罗，她们似乎更趋于国际化，假如环境不同，但个性相似的话，你可以说他们可能来自英国、法国或美国。谁知道呢？唉，在这一段里我已数次作了自相矛盾的阐释。不要紧。显然对于民族文学这个命题，我还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最后，本周为您送上加拿大小提琴家奥利弗·施罗尔的音乐CD《路》，意谓圣地亚哥之路。圣地亚哥是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小镇，那里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一处重要的朝圣胜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从欧洲各处徒步来到圣地亚哥朝拜。2001年在完成了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后，我曾徒步5个星期、1600公里前往圣地亚哥朝拜。这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施罗尔也曾探访过那里，并因此创作出这张CD。我把它奉送给您，是因为这音乐悠扬动人，余音绕梁。遗憾的是，就在去年夏天，施罗尔因患白血病去世，这也为他的音乐平添了一份悲怆之情。
希望您能喜欢这个足够让您忙碌的包裹。

您诚挚的
扬·马特尔

爱丽丝·门罗（1931— ）加拿大短篇小说家。她的小说大多以安大略省的西南部为背景，侧重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主题而言，她素来被比拟为俄国短篇小说大家契诃夫。20世纪60年代，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搬到维多利亚，开了家“门罗书店”，该书店至今犹存。1968年，门罗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问世。这是个吉祥的开端：小说一举夺得总督文学奖，开启了她丰硕的文学生涯，迄今她已出版了16部短篇小说集（包括获得2004年加拿大吉勒奖的《逃跑》）。门罗现居安大略。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并以政治和环境激进主义——以及她在推特网上的活跃身姿——而著称。她著有13本小说，最近的作品为《洪灾之年》。另外，她还出版了20部诗集。她的作品已获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以及三瓣花图书奖。她还是加拿大勋章获得者。她与作家格姆雷·吉伯森现居在多伦多。

奥利弗·施罗尔（1956—2008） 小提琴家、作曲家、教育家和音乐制作人。他为自己灌制了12张小提琴碟片，并为他人制作了或参与录制了100多张碟片，最著名的当推《路》。


第81本书

《狂人日记》
鲁迅 著
中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雨果
威廉·A. 赖埃尔 译自汉语
查尔斯·福伦 寄送
2010年5月10日

谨向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
致以谢忱
加拿大作家查尔斯·福伦


尊敬的哈珀先生：
我在报上读到一篇关于由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公司发起的民意调查的报道。该调查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投票，评选出二十世纪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十位文化偶像。 其中，五位是作家，三位是歌手兼演员，让人奇怪的是有一位是火箭科学家，还有一位生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但后来成为是媒体宣传的焦点。
十五年阅读、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五年在北京、香港居住的经历让我对名单上的名字非常熟悉。他们中的三位——作家金庸、歌手兼演员张国荣和王菲在这项民意调查结束前仍然健在。其他几位，如作家鲁迅和京剧演员梅兰芳，虽然已过世几十年，但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注意到在这种选择背后的固定模式：这些人都经历过艰难困苦、非同寻常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份名单虽然远谈不上一锤定音，但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一窥中国人的价值观与情怀。
我还怀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假如把这些名字换作西方文化里相对应的人物，他们又会是哪些人？比如王菲，可以用麦当娜代替她；比如张国荣，只要稍加变动就可以用猫王来替代；梅兰芳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保罗·罗伯逊 ；而科学家钱学森对中国的影响近似于罗伯特·奥本海默 之于美国。再来说作家：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与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愤怒的葡萄》具有相似的道德力量，而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可以比拟为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上海版。金庸那民粹主义的武侠小说可以与赞恩·格雷的西部小说以及约翰·福特的电影相匹配。至于这十位中，出生最早、地位也最高的鲁迅，几乎没有可与他对应的人物。为了能领会他的重要意义，有必要检视一下托尔斯泰对于十九世纪俄国或是维克多·雨果对于他那个时代欧洲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样的类比让我开始思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到底对中国了解多少？假如一个人从未看过一部西部片，也未曾听说过《愤怒的葡萄》，假如一个人无视猫王与麦当娜对流行文化引发的巨大变化，他能声称自己了解美国吗？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仍顽固地停留在那些死板的标签上：蓬勃的经济与专制的政治制度，惊人的人口规模与人们的殷切期望。然而，一个国家最首要的是它的文化，文化是所有居住在这个国度的人民的价值观与奋斗、梦想与期望的总和。要了解一个国家，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梦想以及那些怀抱梦想的人。
自从我开始思考中国以来，鲁迅一直是就成了我衡量中国文化的一大标准。而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杰出人物被西方社会所知晓，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真正孕育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至今仍生动而忧心地审视着那个摇摇欲坠的社会和坚忍倔强的灵魂。我希望您能喜欢鲁迅的这一部典型力作。

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查尔斯·福伦

[复函]

2010年5月20日
尊敬的福伦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两封近函以及随信附寄的小说：雷·史密斯的《世纪》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
总理希望通过我转达他对您的谢忱。请相信，我们十分赞赏您周到的善举。

您真诚的，
S. 罗素
执行通信官

鲁迅（1881—1936）中国杂文家、短篇小说家、诗人、教师、编辑和翻译家。他虽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作品却深得其心。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引言


这是一部书话，以一系列书信的形式呈现。这些书信由加拿大作家——即我本人——所写，寄给加拿大政治家：斯蒂芬·哈珀总理。每封信谈一部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体裁各异，有小说、戏剧、诗集、宗教文本、插画小说、儿童读物，几乎无所不包。每次，我都会把要寄的书标明日期、编好序号、题上赠言，并将一封折叠整齐的信夹在扉页里，随书一同寄往渥太华的总理官邸。
怀着一颗诚挚的恭敬之心，我每隔一周都这样做，从未间断。从2007年4月16日至2011年2月28日，一共寄出101封信，所赠之书略多于101本。在我选择这些书、寄出这些信的同时，有一个重大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们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拥有怎样的头脑和思想？这些思想之精华应该从何处汲取？我的观点是：在错综复杂的21世纪，文学——这里指相对于纪实的非虚构作品——是任何一个深谋远虑、情感丰沛的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一个没有接受过小说、戏剧、诗歌等思想产物熏陶的人，或许尚能掌理一国事务，并维持基本现状，但绝不可能真正引领这个国家。为了有效引领国家，领导者不仅需要了解现状，还要对未来有所设想，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展示这种理解力与想象力了。这是本人的一孔之见，最终要由加拿大人民——不管是不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就此明确自己的立场。
文学究竟是塑造人格，还是纯粹的消遣？这是根本的问题。
我总共收到过七封回信。第一封回信十分迅速：

2007年5月8日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哈珀总理，感谢您最近的致函，以及送给他的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一书。我们十分赞赏您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及建议。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

您真诚的
苏珊·I.罗斯
总理助理

此后长达两年时间里，总理办公室再无任何回应。直到我又意外地收到前后顺序混乱的四封回函。具体如下。

对第53、54本书的回信：

2009年4月29日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总理阁下感谢您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三岛由纪夫的《午后曳航》和切斯特·布朗的《路易斯·里尔，一本漫画传记》。对于您寄来的这些书，总理希望我能帮他转达对您的谢忱。请您放心，我们很感激您的周全之举。

您真诚的
S.罗素
执行通信官

对第51本书的回信：

2009年5月1日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以及加拿大期刊基金会的来函。感谢您随信附寄的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凯撒大帝》。
请您相信，我们已慎重地考虑了您的意见。我已冒昧地将您的来信转发给尊敬的工业部部长托尼·克莱门特先生以及加拿大文化遗产及官方语言部部长詹姆斯·摩尔先生，以便他们了解您的关切。
再次感谢您致函总理。

您真诚的
S.罗素
执行通信官

对第55本书的回信：

2009年5月22日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近函。
十分感谢您与总理先生分享您的读书心得。请放心，我们已慎重考虑您的意见。如您想了解更多的政府倡议，请光顾总理的官方网站：www.pm.gc.ca。

您真诚的
L.A.拉韦尔
执行通信官

对第52本书的回信：

2009年6月24日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3月30日的来函以及随寄的《燃烧的冰：艺术与气候变化》。
感谢您为总理提供此资料。我们十分赞赏您向总理提供这一信息。

您真诚的
P.蒙蒂思
执行通信官

此外，有两封回信是给查尔斯·福伦和爱丽丝·凯珀斯两位作家的，在那段时间，他们自告奋勇替我为总理选书并写信推荐。

对第81本书的回信：

2010年5月20日
尊敬的福伦先生：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两封近函以及随信附寄的小说：雷·史密斯的《世纪》和鲁迅的《狂人日记》。
总理希望通过我转达他对您的谢忱。请相信，我们十分赞赏您的周全之举。

您真诚的
S.罗素
执行通信官

对第85本书的回信：

2010年9月3日
亲爱的凯珀斯女士：
我谨代表斯蒂芬·哈珀阁下告知您，我们已收到您的来信以及随信附寄的小说《我的生存之道》。
感谢您向总理寄送此书。我们十分赞赏您的周全之举。

您真诚的
T.路科威茨
执行通信官

我注意到，除了第一位回复我的总理助理苏珊·I.罗斯之外，其他通信官在落款处统一用首字母代替名字，比如用S代替Sarah，L.A.代替Lawrence Andrew。我的推断是，由于加拿大人对写信人的性别比较敏感，用首字母代替名字可以模糊这种区别。同时也说明，这些回信人只想与我保持陌生人的关系。而且，每封回信相当程式化，与其说是回信，不如说是回执。
这是一个寂寞的读书会：101封去信换来的是7封由别人代笔的程式化的回信以及94场蓄意的缄默——而我心目中的书友连嘀咕都没嘀咕一声。我是在失意中创建这一读书会的。2007年3月下旬，我应邀前往渥太华协助筹备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的50周年庆典。那是一个杰出的机构，它为打造加拿大人的文化认同感做出了不少贡献。那次庆典大获成功，主要归功于到场的50位艺术家，包括作家、画家、作曲家、音乐家和编舞家，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每人代表该委员会过往50年中的一年。我代表的是1991年，那年我在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的资助下创作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自我》。当时我27岁，那笔钱，一万八千加元，对我来说如同上天的恩赐。它维持了我一年半的生活（考虑到第二部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大获成功后我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加拿大纳税人的这笔初始投资绝对值得）。我们之中最年长的艺术家，让·路易斯·鲁，代表的是1957年，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戏剧演员；最年轻的是特雷斯·史密斯，一名土著嘻哈舞者兼编舞家，当时刚刚获得第一笔资助。置身于这样一批艺术创造者之中，着实令人激动万分。
庆典的高潮出现在3月28日下午3时。我们坐在下议院的访客席中等候。我必须指出，对于没有去过那里的加拿大人，我们的下议院，包括整个国会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它庄严宏伟、富丽堂皇，象征意义深刻。四面墙壁展示着我们国家重大的历史事件，承载着世世代代加拿大人不懈追求的愿景和梦想。多功能的桌椅、音质卓越的麦克风以及隐秘的电视摄像机突显建筑的实用性。在下议院那个令我倾倒的地方，我想到了宁静。“宁静”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或许是因为令人不安的提问环节即将结束。读书时，人必须宁静；听音乐会、看戏、看电影或欣赏画作时，人也得宁静。宗教，也需要宁静，尤其是在祷告和冥想之时。在秋天或寂静的冬日凝望湖面——那也会带给我们宁静的思绪。生活似乎喜欢让宁静的时刻出现在我们思维的边沿，对我们轻声耳语：“我来了。你觉得怎样？”我们忙碌起来时，平静顿然消失，而我们对此几乎浑然不知，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很轻易地陷入忙碌的错觉：我们所忙碌的一定很重要，我们越忙碌的事肯定就越重要。于是，我们忙、忙、忙，赶、赶、赶。有时我们气喘吁吁地对自己说：“唉，生活就是赛跑。”其实，事实恰恰相反：生活是宁静的。一直在盲目奔跑的是我们。
庆典的高潮终于开始了。时任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的贝芙·欧达女士起身向在座的诸位表示感谢后，开始发表讲话。我们这些艺术家也纷纷起身，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及其象征意义。部长讲了没多久。事实上，我们以为她才刚刚开始，便讲完坐了下来。这时传来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议员们随即开始讨论其它事务。我们依然站立着，目瞪口呆。就这么结束了？50年创建起来的多彩纷呈的加拿大文化，竟然用5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打发了？我记得，诗人妮可尔·布罗萨德笑着摇了摇头，坐了下来。
我可笑不出来。要是在法国，相应的主流文化机构举办这样的庆典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那必定是气派非凡、历时一年、展览连连的豪华场面，法国总统会登场亮相，博足眼球，就那样。不过，没必要再深究细节。我们都明白欧洲人怎样对待文化。对他们而言，文化既性感又重要。世人都爱去欧洲旅游，只为欣赏它那灿烂的文化。对比之下，我们加拿大艺术家此时却傻傻地站在访客席中，碍手碍脚地让人家干不了更重要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主动要去那儿，是他们请我们去的呀。
从我们所在的幽暗处望去，我的目光定格在一个人身上。在简短的庆祝仪式中，我们的总理没有发表讲话。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过。一切迹象表明，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我问自己，此人是谁？他的工作动力是什么？毫无疑问，他日理万机。每天，一觉醒来后，想必他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是加拿大总理。然而，斯蒂芬·哈珀必须有些许独处与闲暇时光来凝思人生。必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思绪从工具性问题——“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弄？”——转向根本性问题：“为何这样”、“为何那样？”。换句话说，他一定也拥有过宁静的时刻。而既然我跟书打交道，既读书又写书，既然书和宁静如影随形，那么我决定通过好书给斯蒂芬·哈珀提一些有助于他获得宁静的建议。
就这样，我开始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阅读、思考、写信和邮递的历程。我猜想，那些书现在正放在渥太华某个办公室的书架上，而那些信件就在您手里的这本书中了。

我想从中得到什么回报吗？希望总理能以我阅读和给他写信的速度读完这些书并回信？不，我没有期望他去下那么大的工夫。每个人想要读的书总比实际读的书要多得多。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如果有人声称他读完了所有已经出版的书，那才悲催呢，因为那是大地萎缩的标志。但我的确怀抱期待，有一天能收到一封实实在在的回信，而不是我最终收到的那些机械死板的复函。向我们的领导人问责，不就是民主的要义吗？作为一名从事艺术工作的公民，我有权知晓我的总理怎样看待阅读，我有权了解哪些书曾塑造了他。
以下是我设想的几种能够直击要点的回复。

自大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拿破仑驰骋战场时，手里可没有一本书。政治就是行动。或许等我打赢所有政治战役时，才会考虑阅读您所推荐的书。

您真挚的
斯蒂芬·哈珀


原则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在闲暇时做什么无需您来关心。此外，我不能接收您的礼物，因为它们可能使我陷于与其他加拿大作家兴趣相左的境地中。因此，我已吩咐工作人员将您的赠书捐给加拿大国际扫盲组织。

您真挚的
斯蒂芬 ·哈珀


狡诈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您寄给我的书真是棒极了，我无比感激。度过了许许多多阅读时光，其乐融融。这些书让我爱不释手。读罢托尔斯泰，我深感生命的脆弱无常；奥威尔让我对邪恶与腐朽震颤不已；阿加莎·克里斯蒂悬念迭出，揪人心肺；伊丽莎白·斯马特令人伤心欲绝。每读一本书就好像坐一次过山车，情感激荡飞扬，跌宕起伏。请再给我多寄些书吧！我每三天就看完一本书啦。
您的信也是快乐的源泉——可惜篇幅太短！要是它们能再长一些，更详细一点，那我就真是一位心满意足的加拿大读者了。

您真挚的
斯蒂芬·哈珀

附：我爱读《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但那座奇异的岛屿象征什么呢？您目前在写什么大作？


诚实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没有闲暇时间读书。我通过幕僚为我准备的简报文件获取所需信息。我会偶尔挤出时间翻阅与政治或经济学相关的书籍。不过我希望在多年后卸任时，可以读一下自己喜欢的书。

您真挚的
斯蒂芬·哈珀


直率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不爱读小说，也不爱读诗或剧本。读这些东西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这让您很不舒服，我可管不了。

您真挚的
斯蒂芬·哈珀


坦诚型：

尊敬的马特尔先生：
我从来就不大喜欢读小说，而且照样干得不错。不过，就在上周，我碰巧在您寄来的那堆书旁边多停留了一分钟。我瞅了瞅它们。琳琅满目啊！突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书籍多像工具啊！有犁头、锤子还有水平仪。我从中挑了两本，《薄伽梵歌》和《鼠族》，留作闲暇时一读。

您真挚的
斯蒂芬·哈珀

要是我能收到以上任何一封回信，我就可以对总理的阅读习惯有更深入的了解。

是什么让我认定斯蒂芬·哈珀不喜欢阅读文学呢？难道是我胡说八道、自以为是？难道他真的告诉过我他在高中之后就没读过小说？不，他从没说过。斯蒂芬·哈珀从未向我或任何采访他的记者透露过他的阅读习惯（除了2004年大选时，他曾提到他最爱的书是《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于他目前在读什么书，或者他到底读不读书，抑或他过去读过什么书，这一切仍然是个谜团。但是，倘若我看见有人凶残地抽打一匹马，我能十分有把握地推断他没有读过《黑骏马》。如果斯蒂芬·哈珀能熟读文学并深受文学影响；如果他读小说、戏剧和诗歌，他就一定会喜爱它们，为它们辩护，为它们喝彩。他就不会千方百计地毁灭那些维护我国文化艺术的公共途径，只有出于政治考量时才有所收敛。如果斯蒂芬·哈珀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确切地说，是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很遗憾，这些素养并没有通过他的言行体现出来。取消外事部海外文化推广预算，解散加拿大广播公司广播交响乐团，缩编整个加拿大广播公司，停止资助众多加拿大小型文学艺术期刊，强推旨在放宽版权保护的C-32法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实在令人遗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斯蒂芬·哈珀掌舵少数党政府之时。如今他掌舵多数党政府，又会有何作为呢？
或许，抽打马的人也曾读过《黑骏马》，但他照样还想打马。他可能觉得，即使马被打了也过得好得很。他甚至认为，马理应该打，他是为了马好才打它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理由给他寄送好书了。
但以下问题依然困扰我们，有待我们回答：斯蒂芬·哈珀正在读什么、读过什么或者是否读书与我们有关吗？读书不就是像集邮或者看曲棍球一样，只是个人爱好吗？在我刚开始搞这个读书会不久，有人就是这样问我的。事实上，他是冲我大声苛责，很生气。他是一位绅士，是我现居萨斯卡通的一位熟人。他不停地警告我，我在做的这件事是令人厌恶的“人身攻击”。我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保守派对我的斥责。这位先生碰巧还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是我期待的盟友。回到家，惊恐不已的我在字典中查阅 “人身攻击”的意思：拉丁语，对个人人格的攻击，而非对其所持立场或信仰的攻击。请斯蒂芬·哈珀解释他的阅读习惯，这样做是否合适？更棘手的问题是：你攻击个人而非他的公共政策，这是不是不恰当、不光彩呢？
答案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无权凌驾于我，我才不管他读什么书或是否读书呢。我没资格评判人们该怎么生活。但是，如果某人有权凌驾于我，那么，没错，他读不读书或读什么书对我就太重要了，因为从他所选读的书中即可看出他的思想和可能的行为。假如斯蒂芬·哈珀未曾读过《伊凡·伊里奇之死》或任何其它俄国小说，假如他未曾读过《朱莉小姐》或其它任何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假如他未曾读过《变形记》或其它任何德语小说，假如他未曾读过《等待戈多》、《到灯塔去》或其它任何实验性小说或戏剧，假如他未曾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有教养的想象力》或其它任何哲学论著，假如他未曾读过《牛奶树下》或其它任何诗性散文，假如他未曾读过《他们眼望上苍》、《溺水》或其它任何美国小说，假如他未曾读过《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这座岛叫米纳戈》、《希库提米的蜻蜓》或任何其它加拿大小说、诗歌、戏剧——假如斯蒂芬·哈珀未曾读过这些或任何此类作品，那么他的头脑是由什么构成的？他是如何洞察人类状况的？是什么材料构建了他的觉察力？他想象的颜色、模式、韵律和诱因是什么？这些是我们一般无权过问的问题。总的说来，一般公民是否具备想象力，就如他们的财务状况一样，与我们毫无关系。可是，一旦他们被选为公务员，其财务状况就与我们有关了，而政治人物必须定期通告他们的财产，这样我们才可确信他们没有在谋取私利。他们在想象力方面的禀赋亦莫不如此。一旦某人——比如斯蒂芬·哈珀——有权凌驾于我，那么，能了解此人想象力的本性和品质对我十分有利，因为他的梦想可能成为我的噩梦。小说、戏剧、诗歌，这些都是用来探索人类、世界、生命的强大工具。而领袖人物必须对人类、世界和生命有所了解。所以，对那些立志成为卓越领袖的公民们，我想奉劝一句：要想领导有方，你必须博览群书。

在这场书籍游击战中，我并不是孤军奋战。多年来，一份英法双语版的战事记录大全一直展列在互联网上。史蒂夫·兹杜尼齐为我创建博客，并长期承担网站的维护工作，丹尼斯·杜罗教会我如何自己管理网站事务。我很感激他们给我的无偿帮助。同时，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艾米莉和尼科尔，他们自告奋勇把我的每一封信译成法语，且常常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公民，我亏欠他们的不仅是爱，还有感激。我之所以喜爱阅读与写作，那是因为他们为我树立了榜样。此外，我还要感谢萨斯喀彻温大学英语系为我提供了理想的工作场所。最后，请允许我向以下作家表示谢忱：斯蒂文·加洛韦、查尔斯·福伦、爱丽丝·凯珀斯、唐·麦凯、勒内-丹尼尔·迪布瓦和埃米尔·马特尔。他们在我外出宣传新书不能与总理保持通信之际鼎力相助。

下面写给总理的这些信，只是反映了某一位读者的品味、喜好以及局限。其中有些书在寄出之前已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很久，还有一些是来自加拿大甚至海外读者的推荐。有些书我早已读过，也有的是偶然发现的。我对书籍的选择超越了国界和语言的界限。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明智敏锐的判官。我只是希冀向总理展示，文学词语是多么丰瞻、多彩，既滋养心性，又能改变人生。
虽然与斯蒂芬·哈珀的读书会已接近尾声，但如果有读者渴望加入荐书的行列，本人持鼓励态度。书籍，就像鱼儿，喜欢四处游动。现在一个个交流社区相继建立，通过它们分享书籍，任何书友会成员都可见证与他人交流读书心得的浓浓乐趣。因此，假如您有一本您觉得是斯蒂芬·哈珀的应读之书，那么无论如何请寄给他吧。

他的地址是：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阁下
渥太华
惠灵顿街80号
KIA 0A2(邮编)

书籍让我们攀爬得更高，我手里总爱拿着一本书，就像扶着楼梯护栏。我认识的某些读者一次就可轻轻松松地蹦四级台阶，他们不知疲倦地一层一层往上爬，从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不过，我不像他们，我喜欢慢慢地向上爬。如果我的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有些许自传色彩的话，那能反映这一特性的不是派，而是那只树懒。对我这只树懒而言，一本好书好像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树叶，我读不了几页就会肚子饱饱，然后昏昏欲睡。我的“扶手”此时更像一根树枝，我倒挂在上面，任书籍浇灌、滋润着我的梦想。我虽读得很慢，但持之以恒，否则我准会饥肠辘辘。
艺术是水，人类离不开水，因为水不仅维系着生活（喝水、洗漱、灌溉），还维系着快乐（戏水、休闲、航行）；同时，人类也离不开一切形式的艺术，琐屑繁芜也好，至关重要也罢。否则我们准会枯萎。
最后，我想以这样一幅图景来结束这篇序言，它是宁静的化身，是我寄给斯蒂芬·哈珀总理上百信件和好书想要传达的景象：在热带雨林的倾盆大雨之中，一只树懒挂在茂密丛林的一根树枝上。雷雨交加，震耳欲聋，树懒却毫不在意；他正在雨水的浇灌下复活，其它动植物也十分享受。此时，树懒的胸前放着一本书，丝毫没有被雨淋湿。他刚读了一段，一段很不错的文字，于是他又读了一遍。这些文字在他的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图景。树懒慢慢欣赏着。太漂亮了。树懒环顾四周，他所在的树枝高高在上，森林的景色一览无遗。真是美极了。透过雨帘，他看到其它树枝上散落着色彩斑斓的圆点：小鸟；沿着树向下看，怒气冲冲的美洲豹沿着小径奔跑，却一无所见。树懒的目光回到书中。他心满意足地呼了一口气，仿佛整座丛林随他一起呼吸。雨继续下着。树懒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