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汉赋、《诗经》研究者

内容简介：

本书首次全面而系统地整理汉赋用《诗》文献，详细而深入地论述汉赋用《诗》的经义内涵和诗性品格，讨论以经尊赋、以经丰赋、以赋传经三类问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和中西理论契合的高度，揭示了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诗赋源流之间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特而又言之成理的观点，为学界带来新的实质性的结论，弥补现有研究的诸多不足。

作者简介：

王思豪，安徽桐城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赋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首届“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江苏省“社科优青”获得者，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辞赋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多项，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报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目录

绪论 百余年来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赋者，古诗之流”说解读中的诸多争论

第二节经学夹缝中的汉赋与诗经学关系的间接探讨

第三节汉赋与诗经学关系的直接关注

第四节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几点思考

甲编 “赋之诗源说”系谱论

第一章 “赋之诗源说”新诠解：经学与文学阐释的互动

第一节从“赋者，古诗之流也”说起

第二节“赋之诗源说”的经学阐释

第三节“赋之诗源说”的文学阐释

第四节二元阐释在汉代的偏向问题

第二章 汉赋推尊：文学尊体范式的形成与树立

第一节从“六诗”到“六义”

第二节欲讽反劝：以“风”尊赋体的尴尬

第三节赋颂一体：以“雅颂”尊赋体的成立

第四节寄托情志：以“比兴”尊赋体的新变

第五节尊赋体之批评的典范意义

第三章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第二节以“诗心”度“赋心”

第三节《诗》的标准与赋的“正”“变”

小结文学批评的经术化

乙编 汉赋用《诗》考释

第四章 《诗》三家义辑补疏释

第一节《鲁诗》义辑补疏释

第二节《齐诗》义辑补疏释

第三节《韩诗》义辑补疏释

第四节与《毛诗》异，或为三家义者辑补疏释

第五章 西汉赋用《诗》考释

第六章 东汉赋用《诗》考释

丙编 汉赋用《诗》的经义内涵

第七章 论汉赋文本中的“大汉继周”意识书写

——以汉赋用《诗》为中心考察

引言继周者谁？

第一节由“周”到“汉”的文本拟效

第二节由受命作周到受命立汉的天命书写

第三节由西、东周到西、东京之争

第八章 论汉赋与《诗》经、传的共生与兼容

引言用赋“升堂入室”的假设

第一节传与赋

第二节汉赋用《诗》序、传语考释

第三节经、传思路与汉赋造作

第九章 以赋传经：汉赋辞章与《关雎》经解的互动

第一节汉赋用《关雎》诗疏释

第二节事典与《关雎》之篇名旨意

第三节辞章与《关雎》之诗性解释

小结“以赋传经”论

第十章 义理考据辞章：《诗经》经解用汉赋章句考论

引言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考据：征实之学

第二节义理：引赋以证诗义

第三节辞章：以文学解《诗》

小结“相济为用”的诠释体系

丁编 汉赋用《诗》的诗性品格

第十一章 一个被遮蔽的语体结构选择现象

——论汉赋用《诗》“《诗》曰”的隐去

引言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诗》曰”的使命：由正音到正义

第二节“《诗》曰”的隐去：由重义到事形

第三节自铸伟辞，创变新体

第十二章 “言”的文学：汉赋用《诗》“四言”之拟效与改造

第一节雅言：从“四言诗”到“四言赋”

第二节直言：汉赋对《诗》之“四言”的改造

第三节微言：依经立义的言语模式

小结由“言”而“文”的传统

第十三章 文学化的无“音”之乐

——汉赋用《诗》乐考论

第一节五帝三王之“圣乐”与《诗》乐

第二节典礼雅乐与《诗》乐

第三节楚乐新声与《诗》乐

小结乐章义与文字义的结合

第十四章 中国早期文学文本的对话问题

——从中西文论契合之视角诠解《诗》赋互文关系

引言互文视角的契合问题

第一节赋纳《诗》言：引用与暗示

第二节祖述《诗》思：仿作与戏拟

第三节心摹前构：经赋互文形成的原因

小结经赋文本对话的文学史意义

结语《诗》赋互证的经学意义与文学传统

附录汉赋用《诗》列表

参考文献

后记一诗一赋一壶觞

——跟随许结老师读书的日子

精彩试读

序

许结

思豪博士为当下赋学研究界青年才俊之一，曾就职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任教于澳门大学中文系。记得十年前，思豪入南雍求学，拟以“汉赋用《诗》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不久以此申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又经十年之精进，增益而成《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规模宏大，内容丰赡，远非旧文所囿。为了请益学界，跟进发展，思豪已联系商务印书馆准备正式付梓，向我索序。于是翻读书稿，伴随其逻辑严明的论证与精彩纷呈的演绎，我的思绪又回到当年与思豪拟定“汉赋用《诗》”为研究课题时的“初心”。也许是兴趣所在，其探讨是互动的，因而在他读书时我们就有了合作成果，分别是《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经考》二文。当时我就觉得思豪“善为文”（包括文献与文词），这些年他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的系列赋学研究论文，特别是看到这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使我更坚定了当初的想法。

我们不妨浏览一下该书的目录，计四编、十四章：甲编“赋之诗源说”系谱论，计三章，为其构设理论；乙编“汉赋用《诗》考释”，又三章，为其文献实证；丙编“汉赋用《诗》的经义内涵”，计四章，为其学术拓展；丁编“汉赋用《诗》的诗性品格”，复四章，为其文本体义。由源及流，如顺江东下，畅行快适；又如曲径通幽，渐入佳境。倘逆向品读，由流溯源，即从丁编返观甲编，又仿佛如逆水行舟，从观赏赋文本体的光景，经过学术路径的延伸以及文本实证的丛林，方始得见书稿构建的“诗赋”理论之山岳。如果从这部书稿中拈出一字禅，我想就是互证的“互”，作者由源及流对“诗”（《诗》）与“赋”的互证，亦可谓考据、义理、辞章兼备，无以置喙，而作为读者的我，观流探源，又想从中抽出常见的“经义”“尊体”与“辞章”三个关键词，与思豪再作一次“互动”。

一、经义：论赋误区还是奥区

辞赋与经义的交互在汉代，《诗》三百篇作为被“经义”化的一种，抑或如章学诚所言“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其纠结却远不限于汉世，而是通贯整个赋史的。古人以《诗》之经义论赋，最突出在两端：第一是本源探寻，以为赋体写作的本质。例如清人程恩泽《六义赋居一赋》云：

周有太师，《六经》是序。篇之异体贵乎纲，文之异辞主乎绪。宣圣合之，延陵莫能分；张逸敂之，通德莫能举。纪其篇什，得诗人之制度；导其性情，悟诗人之机杼。

题为“六义”，实论本源，由此也引出第二点，即“六义”取向，这从汉晋用《诗》到晋唐以及宋元如刘勰、孔颖达、朱熹、祝尧等论诗与赋的关系，已成价值评议标准。例如钱溥为祝尧《古赋辩体》作序传承孔颖达、朱熹等论《诗》之“六义”的经纬说论“赋”云：

按《周礼》太师“以六诗教国子，曰风、赋、比、兴、雅、颂”。而《诗序》谓之“六艺”，以风、雅、颂为三经，赋、比、兴为三纬。经则以其篇章声节之或异，纬则体于经而有命意之不同。诵诗者必辩乎此，而后《三百篇》之旨可得。

由此延伸其义，就是“赋虽六义之一，其体裁既兼比、兴，其音节又兼风、雅、颂”的推衍与发展。其实，“依经立义”评赋，发端汉人，初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述淮南王《离骚传》谓屈赋兼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及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等“好辞而以赋见称……终莫敢直谏”。而司马迁、扬雄等赞美赋同《诗》之讽谏以及“诗人赋”之标榜，贬抑其失去讽谏意义的“侈丽闳衍之词”，属同一批评思路。由此再看赋论传统，类似言论充斥其间，几乎是雷同和重复，但观其发声的时代背景与针对问题，或亦有所建树。比如宋人刘挚议贡举谓：

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人之贤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

这里说的诗赋，是闱场考试内容，所谓经义，也是指与诗赋对应的经义科文，具有宋代科考的特殊背景，但其批评内涵，却与“依经立义”是一脉相承的。又如清人纳兰性德《赋论》标举《三百篇》为赋之源谓：

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为诗者，苏、李而下，至于晋、魏、六朝、三唐以及于今之作者皆是也。

这是就诗体与赋体而论，归赋于诗，而其赋学的针对性，显然是对元明以来赋论的“祖骚宗汉说”对《诗》教及经义之淡褪的思想反拨。然其对经义的重视，却是一种批评的拟效。

以《诗》为代表的经义对赋体创作的影响，尤具普遍之意义。汉赋用《诗》内容丰富，涉及也广，试观一例：

敦众神使（按：当为“使神”）式道兮， 奋《六经》 以摅《颂》。 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 之雝雝，轶五帝之遐迹兮， 蹑三皇之高踪。（扬雄《河东赋》）

其中“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语出自《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是取《诗》之“颂”而成文。又如：

圣人生禀正命，动由至诚。发圣德而非习，本天性以为（按：当为“惟”）明。生而神灵，实隆（按：当为“降”）五行之秀；发于事业，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圣之莫越。性以诚著，德由明发。其诚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范仲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

赋文开解《礼记·中庸》“自诚而明谓之性”，可谓经义的演绎。而合观汉、宋人这两篇赋，其取资经义，显然也是一种创作的拟效。

从赋体对经义之创作与批评的双重拟效，确实使我们看到了赋家建立起的“依经立义” 的“微言”话语模式，其传统早在《汉书·艺文志》的“微言相感”中已存在，明人吴宗达为施重光《赋珍》作叙谓“原夫《诗》兼六义，赋其一也。后之称赋者，率本于《诗》，则非全经不举焉。《三百篇》郊于歌，庙于诵，途巷于讴呻，本忠孝之极思，发幽贞之至性。山川舆服，卉木虫鱼，绘写自然，忧愉殊致，《三都》《两京》，实苞孕之”，诗赋互证，可窥一斑。然则赋之创作与批评皆拟效经义，落实到赋用《诗》的诗性品格，包括语体结构、拟效与改造中的尚雅传承，确实是极好的选择，但这一选择如何穿过历史的遮蔽窥探其根源，则牵涉到经义为何、赋体为何的本质。“经”是汉代学者对先秦儒典“六艺”的称谓，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语），特别是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成就一代学术而衣被后人。同样，“赋”是来自战国楚地的文本，到汉代大其堂庑，特别是武、宣之世，成一代文学之“胜”，所以赋与经没有根本的渊系，只有共时的风华。也正因此，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诠赋》的校注中有所质疑：“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蔿所作，有狐裘尨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由此再看汉赋用《诗》，如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之与《诗·召南·殷其雷》之“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是取辞；扬雄《甘泉赋》“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肃乎临渊”之与《诗·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取义。无论取辞或取义，都是心摹前构的文本引述，究其本原是《诗》与“赋”共有的致用精神与政教理想。由此“引述”而构建起的“经与赋”批评，是误读？还是探寻奥秘，最终还是繁华褪尽见真淳，那就是经“做什么”？赋“做什么”？

二、尊体：诗赋关系史之商榷

尊体是就文体而言，所以赋的尊体也是尊“赋”之体，但古人的批评纠缠不清的正在于：一方面以尊赋体而区分于他体，尤其是“诗”体，构成诗与赋功能与风格的不同；一方面偏偏又将其分体归于“经义”，并将赋作拟效《诗》（诗）作视为“以经尊赋”的批评高标。

自汉人评赋重“赋用”之后，魏晋以降“赋体”论随之而崛兴，其中尤以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缘情”与“体物”区分诗、赋最典型。对此，明人谢榛《诗家直说》认为“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胡应麟《诗薮》指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赋体物而浏亮’，六朝之赋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可知六朝是赋学明体的时期。继后，刘勰《诠赋》又从两个视点切入，一则因承“体物”说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偏于赋之体类；一则论赋文“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c，而偏于赋之体性。随着赋创作的延展，赋之尊体亦呈多元，如清人吴晓岚《论赋》云：

赋体有四：曰古赋，曰排赋，曰文赋，曰律赋是也。古赋源于《离骚》，盛于魏汉，六朝、三唐亦有之。排赋始于六朝，盛于子山，唐宋以后亦有之。文赋始于唐，盛于宋，前明亦有仿之者。……律赋始于唐，沿于今，凡试场、馆课所谓时赋者皆是。

此就语言特征划分赋之体类。但由于尊体，赋与诗之不同仍为关注要点。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诗与赋的创作差异，也形成了批评的不同，这些都是由尊体而来的。

然而，也正是区分诗、赋创作不同的尊体批评，却又常与《诗》之经义联结，成为“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的重新解读。例如王敬禧《复小斋赋话跋》云：

赋缘六义，而实兼之。昔人分为四体，然骚体矫厉而为古，古体整炼而为律，律体流转而为文，势有所趋，理实一贯。其中抽秘骋妍，侔色揣称，使人有程序可稽、工拙立见者，自在律赋。

王之绩在《铁立文起》中以正变论赋，他认为“昔人以赋为古诗之流，然其体不一……大抵辞赋穷工，皆以诗之风雅颂赋比兴之义为宗。此如山之祖昆仑，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故论赋者，亦必首律之以六义，如得风雅颂赋比兴之意则为正，反是则为变”，也将尊体与尊经凝合为一。推究其批评源头，抑或当归汉赋之用“经”，如其用《诗》之“风”，则取“讽谏”之志以尊赋，用“雅”“颂”则以雅言与颂德之美以尊赋。因此，汉赋用《诗》固然有着“以赋传经”“以赋解经”“以经丰赋”的诸多面向，但究其本仍在“以经尊赋”。如用《诗》之“风”，汉人自道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又《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用《诗》之“雅”“颂”，汉人自道则如班固《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后世如白居易《赋赋》“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正以赋体“铺张盛美”“润色鸿业”之用并隶属“雅颂”以尊体。这一思路也成为赋学批评的一条重要线索，比如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或论一体谓“夫子删诗，楚独无风，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骚者，诗之变，赋之祖也”；或整合前人之说而立论：

“诗有六义，二曰赋。”见于《周南·关雎·诗序》。“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见于《诗疏》。故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彦和曰：“赋者，铺采摛文也。”故工于赋者，学贵乎博，才贵乎通，笔贵乎灵，词贵乎粹，而又必畅然之气动荡于始终，秩然之法调御于表里，贯之以人事，合之以时宜，渊宏恺恻，一以风、雅、颂为宗，宇宙间一大文也。

既承认赋为“一大文”，又归之“以风、雅、颂为宗”，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这就陷入了赋因“尊体”而脱离“诗域”而独自成文，又因用《诗》（以之为宗）乃尊“赋体”的矛盾。

这又引起赋“是什么”的思考。赋无疑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并由语言变为文本（文字）渐成为案头文学，但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定位：其一是中国古代有名有姓之作者的文学书写，或可谓第一代文人的造作；其二是汉语语言特有的文体，其与诗歌、散文不同，在西方找不到这样的对应文本。而就文学史来看，赋既是“一体”，与诗、词、曲、铭、碑、赞并列，以彰显特色，又是“母体”，即第一代文学之士的书写，且以“博物知类”“体国经野”见长。于是又向两方面延展：一是自身的变化，其与骈文的凝合而为“骈赋”，与散文的凝合而为“文赋”，甚至清代馆阁赋凝合于八股文，铃木虎雄称之“股赋”b；二是向他体的旁衍，或谓他体向赋的取资（取法），其中如诗的赋化（如古风、排律）、词的赋化（如慢词）等等，胡小石说杜甫《北征》是“变赋入诗者”c，就是一典型案例。如此观“赋”，何须引《诗》而“尊”，然用《诗》尊赋又是一常见的批评现象，其“尊体”徘徊于义理与辞章之间，实耐人寻味且值得反思。

三、辞章：赋学批评的一种思考

赋是修辞的艺术，前人言说已多，比如饶宗颐《辞赋大辞典序》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e），溯原诗骚，而变本加厉。”由此再看赋体用《诗》，或取义（义理），或取辞（辞章），辞章与义理在此视域的共呈，显而易见，只是如何厘清与辨别，又需“考据”以道问学。而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汉赋用《诗》取用其章句，却为后世之《诗经》经解取用汉赋章句提供了语体文献。且《诗》解取用汉赋章句，又呈现义理、辞章、考据兼而有之的面貌。如清洪亮吉《毛诗天文考》“秦谱”指出：

《堪舆经》：“鹑首，秦也。”张衡《西京赋》曰：“昔者，天帝悦秦穆公而觐之，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

此引赋句以考述《毛诗》中的天文现象。又如陈启源在《蟋蟀》诗序“稽古”中云：

汉傅毅《舞赋》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诗云：“蟋蟀伤局促。”“局促”之义，正与序“俭不中礼”同。哀之伤之，即序所谓“闵之”也。傅毅，明帝时人，古诗亦名杂诗，《玉台新咏》以为枚乘作，乘，景帝时人。《文选》十九首，昭明列于苏、李前，则亦以为西京人作也。此诗[时]毛学未行而诗说已如此，序义有本矣。朱《传》以为民俗勤俭，夫勤俭，美德也，何可云局促哉？

通过傅毅赋与枚乘诗的考述，以其章句印证诗序中的义理。再如段玉裁《诗经小学》辨析“螓首蛾眉”之“蛾”云：

宋玉赋“眉联娟以蛾扬”，扬雄赋“何必扬累之蛾眉”“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娥之假借字。娥者，美好轻扬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好而轻者谓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发》“皓齿娥眉”，张衡《思元赋》“嫮眼娥眉”。

广引赋作章句，考辨《诗·卫风·硕人》“蛾”字义，兼有骋辞章而张文势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考据、义理、辞章三端来观察汉赋用《诗》，又反转观察《诗》学用“赋”，因为我们已视此“三者”为学理之共识。纵观学术史迹，到北宋时有了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儒者之学的分野，诚如程颐所言：“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b继后，此说法为常见，如清人戴震《与方希原书》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c，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也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d。由于“三者”间考据与义理又以其偏胜而形成汉、宋之学的争议，于是姚永朴《答方伦叔书》指出“古今之学，义理外惟训诂、词章。词章之学，其托业未必胜乎二者。然而二者之学，每相訾謷，惟词章实足通二家之邮而息其诟”e。所以鸟瞰学术大势，训诂兴于汉代，是辨析经文而来，如“四家”《诗》、“公羊”“穀梁”“左氏”《春秋》等，因文本、传述与解释之异而产生考据之学。自东汉到魏晋，道家复兴而入“三玄”之义，佛教传入其义学亦盛，故而至隋唐一统，“三教会同”（前提是“辨异”）成学术主潮，于是儒、释、道之义孰胜，辨而生义理之学，韩愈《原道》乃至程颐倡导“儒者之学”，是内涵辟佛崇儒思想的。因此，在汉代赋家用《诗》，或名物，或字句，或讽谏，或颂德，是没有“考据”与“义理”之学的，用后人之学论前人之文，宜乎慎重。既如此，《诗》与“赋”的互证，“词章”或为其本分，这同样包括后世《诗》学之用“赋”，要紧处在章句学的意义。

倘若遵循《诗》义，以考据或义理明体以“尊”，则举凡汉赋中反用《诗》义的例子也是甚多，如班彪《北征赋》“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语出《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文选》李善注：“故时会者，言此乃时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倾覆， 非天命无常也。时，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时会之变化，岂天之命无常乎？”赋反用诗义， 讽刺当世，亦如《老子》中“以反彰正”之法，只是一种语言策略。而前人为了彰显学理，追附经义，又以赋的辞章，追奉《诗》之义理，作逐句之考述，如祝尧《古赋辩体》卷三《两汉体上·长门赋》题注云：

以赋体而杂出于风、比、兴之义：其情思缠绵，敢言而不敢怨者，风之义；篇中如“天飘飘而疾风”及“孤雌峙于枯杨”之类者，比之义；“上下兰台”“遥望周步”“援琴变调”“视月精光”等语，兴之义。

祝氏效仿朱熹《诗集传》论《诗》法评“赋”，衡以“六义”，但却立足章句，亦依违于义理与辞章之间。如果说“颠覆”内涵“创新”，那么扬雄“诗人赋”的“丽则”观以及悔“博丽”赋的“雕篆”说被传述千年，

到清人黄承吉颠覆其说或许真有那么一点儿新义：

文辞者，通于礼，而非外于礼。《诗》之“巧笑倩”“美目盼”，辞也，而通于礼矣。以其辞之艳丽，而言岂不适。如雄所云“雕篆”，然彼乃正以雕篆重，而不以雕篆轻。……是故人世间凡遇一名一物，但使登高能赋，追琢皆工，迩之则可使物无遁情，正借文章为资助；远之则可使言归实用，而为事业之赞襄。

赋创作，难以分辨孰为“文”？孰为“礼”？赋批评，好为此为“礼”！彼为“文”！黄氏论诗赋传统的“实用”与“追琢”之见解，值得借鉴。

以上三点感言，其中的“实话”，思豪著作似已作出了精深的解答；其中的“虚言”，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扬弃或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