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困境
宋元以后，伴随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渐趋形成，以“不偏不袒”的方式平衡权利辐射区域的经贸交往圈形式，开始受到明清以降的财政收支缩减的约束，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官办企业绝对垄断的模式，进一步放宽“国退民进”的范围，更加依赖文化、道德等意识形态认同的软实力控制。同时，受官僚体制由宋之前的浓厚军事色彩向文官体制的转化的影响，政府收支，尤其是对边疆的物资供给也开始由以屯田为主向商人参与转化，如此变迁就使前期官办主导的模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松动。自然，促成了民间企业规模的扩大，但由此也导致了政府所大力维持的“和谐”稳定的社会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以儒道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出现解体的迹象，民间拜金或实用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因科举提升的官僚阶层自然力图维持长期以来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而不是放任等级的倒置；民间取得较大收益的工商团体则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来重构社会秩序。最终在官道占优的格局下，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选择了闭关措施，对内维持了对新兴工商体的苛政和家庭内部的精耕细作以及兼业化的“内敛”模式。如此变化的趋向，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逐步让出了世界市场的经贸交往圈中心的角色，并向边缘化转化。
1.资本主义萌芽
自从明朝建立起，就遇到了与以前朝代所不同的局势，即在北方漫长的边线上受到了来自元朝残余势力的长期干扰。明朝统治者不但继续完成秦以来的长城修建，而且在漫长的北方边防上设置了九大关隘，以镇守边防。之后，明政府通过过“怀柔”、“分化”、“平衡”、“利用”等政策逐步化解了蒙古势力的威胁，并在边关设立茶马互市区。如此政策缓解了军事干预的阴影，但在财政上不但没有减少开支，反而增加了“恩赐”的支出，即“仆（张居正）尝恐虏不慕官爵之荣，不贪中国之利，但以戎马与吾相角于疆场，真无可奈何也。今因机而制之，不过出吾什一之富，则数万之众可折菙而使之”①。同时，给予官僚集团丰厚的“养廉”等费用，更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日常开支，而下层日益庞大的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绅士们的间接费用，则进一步增加了民众的负担，扰乱了正常赋税体系。在此背景下，缺乏国债等现代赋税体系的明代政府出于“体恤小民”的考虑，只能不断放开原先政府统制的行业，以民生利而获取更多的收益，由此也导致了一场“国退民进”的过程：一方面政府逐步放宽，以至废除了宋代以来的匠籍制，开始按民间方式征集生产，即要求技术人员在官营作坊工作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其余时间内则可以自营，开始有了掌握一定技术的人员的自由化趋向。之后，明朝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征集制的管理，同时为避免路途遥远的工匠在路上的时间浪费，同意有能力的工匠以一定费用的方式替代到官办企业集中劳作。“轮班工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留当班。”②之后，以银代役的方式不断放松，到1562年时则完全转变为税制，不必亲身服役，而将匠役义务折成白银，即“行各府司，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折价卖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③由此，掌握一定技能的民间工匠们就能够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
另一方面，政府把宋代就已实施的“开中法”逐渐向常规化转化，即“开中制”，就是户部授权边镇军官接收商人输送的粮草，然而开出仓钞，商人把它给盐运司核验，以换取食盐的制度。这种把官方垄断的较高利润行业渐趋向民间开放的做法，尽管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但同时也弱化了官办行业的能力，即民营行业有所扩大。
……

第1章 导言
1.1 问题意识
1.2 几个相关问题
1.3 研究结构

第2章 “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
2.1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形成与内涵
2.1.1 经贸交往圈的形成
2.1.2 经贸交往圈的交往特征
2.2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内在经济条件
2.2.1 “重本抑末”下的农业体系
2.2.2 “官办”企业的产品体系
2.2.3 “泛行政化”的国内市场体系
2.2.4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财政基础
2.3 “德治”辉煌的例证：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
2.3.1 中国“德治”维系下的经贸交往状况
2.3.2 “德治”体系的巅峰——郑和下西洋
小结

第3章 “军政”体系下的边缘化格局
3.1 “军政”体系对“德治”维系的替代
3.2 “闭关”背景下的边缘化宿命
3.2.1 农业发展中的困境——人地紧张关系下的“内敛化”
3.2.2 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困境
3.2.3 -关一张的中西分化
3.3 边缘化下中国经济的表现
3.3.1 现代与传统赋税体系博弈下的中西分化
3.3.2 中国贸易条件渐趋恶化
3.3.3 外国对华的单向投资
3.3.4 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对立体制
小结

第4章 自我重塑的历程
4.1 自我重塑中的经济地位变化
4.2 自我重塑的初次探索
4.2.1 “求强”、“求富”到“实业救国”
4.2.2 要素积累的中国困境
4.2.3 城市-农村对立体制的短暂“中断”与“进口替代”
4.3 复杂背景下的再探索
4.3.1 中央工业化与地方工业化
4.3.2 工业化策略“倒逼”下的“三农”问题
4.3.3 “中国制造”的“神话
4.4 探索中的策略
4.4.1 “韬光养晦”
4.4.2 “有所作为”
小结

第5章 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策略选择
5.1 被“误读”的中国
5.1.1 总量与人均量比照的尴尬
5.1.2 数量背后的苦涩
5.2 世界体系的“余威”：来自国外的阻力
5.2.1 “中国威胁论
5.2.2 干涉中国内政
5.2.3 经济压力
5.2.4 小结

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是中国当下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建设经济强国、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中国历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积累。
《经济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地位变迁史》为读者全面展现了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地位的变迁历史和过程，按照从“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时期，到“军政”体系下的边缘化与自我重塑阶段，再到重构国际经济秩序时期的路线，展现了自古至今中外经贸关系和中国经济地位的演变过程，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核心到边缘、再逐步恢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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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趋势，不管你对它采取何种态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少说可算到两千年前的秦汉，多则可以上推到商周年代，迄今怕有三四千年了。
只是说到经济交往，占今不同，中西有别。特别是近代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用先进的武器强行拓展世界市场，四处掠夺劳动力和原材料，推销它们的产品，在全球称霸逞强。中国的田园式宁静就是在这样的暴力下被打破的，“天朝大国”①的沿海港口和大城市率先受到冲击，一切1日有秩序和传统风俗习惯都被颠覆，随着西方商品涌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西方文明便一股脑地向着东方文明及其传统文化冲来。于是在最先迎接挑战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不同的反响和争论，或是拒绝、接受，或部分拒绝、部分接受，等等，说到底，其实就是西化、本土化及以不变应万变之别。历史告诉我们，不变是不可能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剩下来的只是如何变的问题。这种面对变的不同声音的争论，不管它是否受到外来，乃至政府的干预，至今仍在进行并从未曾间断过，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其所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即便是万马齐暗的情况下，终有重抖擞、动起来之时。仔细想来，与其那样，还不如百花争艳的好。因此，我们不要惧怕争论，更不要试图停息争论——只要不是空话、大话、废话，或搞人身攻击，互相辩论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我们素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称，现在又有东西南北差距大，民族多情况不一，历史悠久积淀厚重之概。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如何批判，如何继承，等等，也着实需要智慧和能力，绝非简单从事就可以解决的，更不必说是想借一言九鼎，就能够让天下太平了。真理总是在实践中才越辩越明的，知行统一，我们不仅要靠口头文字，而且还要付诸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先哲圣明，任何年代，这话都是对的。所谓盖棺定论，也是有局限的。试想许多重大事件、战略决策、思想理念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核实和验证。因而众言堂总比一言堂好，民主制总比家长制好。然而民主制绝非代表西方的模式就是神圣不容亵渎的天条，欧美民主就是我们必遵之规；即便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绝非朝夕之间一蹴而就，那是要经过艰难曲折、日积月累、渐进式深入长久展开形成的；讲众言堂也不能说谁说话都得算数，更不能搞形式，讲废话、套话，脱离群众，背离国情，有违民心民意。在争奇斗艳的“百花园”中，主流色调、主导品牌还是需要的，根据不同节令季候特点，考虑观赏者的要求，各种“花朵”都应得到扶植和弘扬。总体上讲，形成一种自然和谐，振奋睿智，理性勤勉，自立刻苦，能复兴民族伟业的强大理论和精神武器的“百花园”太有必要，也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