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911～2016)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1999年，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她决意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把它作为精神的最后庇护所。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饮鸩而死的当日，和他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苏格拉底在饮鸩致死前，对负责处理他丧事的Crito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苏格拉底。

相信这些文字和思想，给了杨绛以“哲学的慰藉”。年近九旬的老人，用一年时间把这本对话录译完了。她自称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家庭与学校：江南才女的成长》

杨绛的堂侄女钱静汝，就住在钱锺书故居后面，当年由爷爷钱基厚和叔公钱基博所建的老宅里。谈起杨绛，她语气悲戚，无论在上海孤岛时期，还是她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期间，都与这位堂婶联系紧密。她向我谈起钱家的家训：一不与人争名争利，二对人不分上下。这让我想起吴学昭回忆里的文字：“阿季从小就受爸爸影响：做什么也别做官。只做专家不做官，大学里系主任之类也不要做。”钱锺书、杨绛二人一生淡于名利，低调默契，显然传承于他们各自的家风。

走出故居，一场江南淋漓痛快的大雨洗刷着砖地上的青苔。77岁的钱静汝指着二楼的一间房子说，在钱锺书爷爷阴寿100年的时候，两人曾回来在这里小住两天，此后再没回来。1920年，对9岁的杨绛来说，离开无锡，经由上海，她将在几年后来到对她影响深远的苏州，在那里，她读完中学大学，度过一段最为难忘的青春岁月。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牛津往事》

杨绛的各种担心都是非常具体的。牛津的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在这些忧虑与算计中，她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做一个旁听生。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习是非常优异的，也是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现在，她虽进了清华，但很快就不得不面临身份和角色转换的选择。2004至2005年，在与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刘梅竹的通信中，杨绛曾透露，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清华大学本科读外语系，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系”。这其中的心境，在杨绛初到牛津时体现无遗。

《杨绛在“文革”：我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在荒谬年代给了她很多乐趣，以及诙谐的想象，她自己也曾因淘气而引来现实的误会。1967年，造反派的风头一过去，她被“解放下楼”变成了“人身”，却被群众问及“四个大妖精是什么，犯了什么罪”。杨绛百口莫辩，原来是她一年前被抄家时没收的笔记本里，把“四个大跃进”戏写为“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她写。

在誊清稿被没收以后，她曾遍寻稿子的下落。即使在年老时所做的忏悔和讨饶，也看似发自真心，但实则是无奈的诙谐，在现实与虚拟的周旋中，撑出自己的小块青天。“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3期杨绛）

杨绛先生里去了，经过前几日的病危住院风波，这个消息显得不那么突然，但是这一刻真正到来时，仍止不住难过。对《我们仨》的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将读者和书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