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巴黎之误

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玄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不仅法国革命者们自己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而言是断章取义的，就连他们的后继者和敌人也沿循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视为适合进行历史论争的首要阵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不单对马克思及其继承人，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儿女而言，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国爆发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实践铸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后果都落在了革命发源地，并非全系偶然。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18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手头已有一大把历史可以做文章。从那时起，大革命的诸多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沃土，那里结出了异议、争斗和分裂之果，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地理、制度和语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确认并固定下来的民族之中发生的战争，使得这种种争端更加尖锐，更加你死我活。
与她的欧洲邻居们相比，法兰西太不一样了。在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导致国内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分裂敌对并未让民族国家早早降临，也没有呈现出倒退回早期国家的症状。自然，对本民族集体历史应居何许位置，当如何解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争论，有些和法国的还很相似。然而，这些争论常常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内部的历史无关，其涉及的是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这些局部历史才被纳入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或意大利的历史（有时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历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人们争论历史，争的与其说是政治，还不如说是神话传说，尽管仍得为此头破血流。
所以说，法国与众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应是唯一一个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其“记忆地”的学术出版物的国家——这些“记忆地”集体体现着这个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理解。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够容纳“共和国史”和“民族史”的话，要编一部“法国史”没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写“冲突与分裂”。给欧洲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建一座学术纪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规模，人们也很难理解，这部书何以必须有6000页那么厚，更无法相信法国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释那让国民们彼此相敌的昔日。 一边是法兰西表面上的大一统，另一边是四分五裂的现代法国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乃是这个国家及其历史中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有三大病症被谈论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正如19世纪也重现了18世纪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斗争，并为其画上了句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40年间，法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政权，从议会共和制到老人独裁政治的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其中第三个政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三个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当然，争论的参与者本人不觉得问题是由动荡或冲突引起的，而都认为是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数十年前，法国公共空间还充塞着教条语言，耽于争吵，吵到酣处几乎能不顾一切。意识形态右翼要到坠入维希深渊而名誉扫地时才走出这一误区，而左派则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过，研究法国晚近历史已有其他途径，不那么强烈地依赖大革命视角和语汇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发生了三次转折的传统的制度编年史学，无力回应这一问难：这种史学方法低估了社会变迁、经济变迁的趋势与时机的意义。另一条叙述路径则强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停滞。法国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国家仍然是一个人口增长率罕见低下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极度需要连续性，拒绝各种形式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同一时期内改变其邻国的面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威胁面前保护过去的做法对这个民族很有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威胁感进一步增强，从而进入长达20年怀旧伤逝性的拒绝之中。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令其他欧陆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法国却得以幸免。但从另一角度看，全民转向隐晦不明的旧制度，憎厌现代化和改革，却促成了维希政权的降生，因为后者许诺说要迎回一套前现代价值观及制度，这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及选民本能地感到宽心。而且，尽管政治首脑们无知依旧，但新一代官员和管理者们都已认识到，并不是战后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国际形势和机遇在50年代中期过后把法国推进了一场迅猛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变革之中。
关于1930—1970年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国陷进了一场三边斗争之中：一个怯懦的、不敢冒险的社会，一个颟顸无能而又离心离德的政治阶级，以及一小撮为国家的停滞乃至倒退而满心沮丧的公仆、学者和商人。按照这种观点，1936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不管泛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色泽，它首先是向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府系统的全面检修迈出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30年代厝火积薪的政治氛围下铁定败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拾变革的反倒是维希“实验”的一些年轻参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废除议会对行政决策的压制为旗号，他们全面检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他们努力的结晶未获认可，尽管法国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终于在下一个十年中建立了起来。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问世以后，社会变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齐头并进——即便如此，也还是对第五共和创建者的本愿偶有违逆——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体验“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法国的困境及其抉择的“当代”含义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种历史叙述的影响，令今天的历史学家十分困惑。自4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法国研究中的一大命题——“古代政体和现代政体的对比”，法国政治学者或社会评论家却很少触及。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通常是用来吹嘘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避免了分裂——它的邻国深受其害，而其终极危险和后果则恐怖而清晰地呈现在大西洋彼岸。
与此相似，法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该国古往今来的传统的左/右之分、共和/极权之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匮乏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总是不得好报。就连19世纪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义者，面对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系统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愿怀着善意去探讨制度改革，因为他们害怕跟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 、布朗热将军（General Boulanger） 以及（我们仍记忆犹新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的罗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后，他们的忌讳更加坚定了：在两次大战之间，许多头脑最聪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批评家针砭法国及别的国家的政治僵化，最后却落得个在纳粹或新纳粹集中营里一命归西的可悲下场。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论过程也基本与此相似，他们认为，只要向激进共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在屈膝于极端雅各宾主义，这是对他们昔日忠诚的背叛——这种幻象来自两个阵营的刺激：其一是决心充当革命者的温和社会党人，其二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张：要继承革命传统中一切最极端的话语和抱负。甚至在1940—1944年沦陷时期过后，保守主义政治遗产的主体名声大坏，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驱除它的心魔。当贝当和维希政府勾起了人们对无限总统权之危险的记忆，尤其是当昔日的军官们执掌了总统权之后，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清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当局的益处，才能学会把它与一场永久性政变大致区分开来。
因此，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今天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关注。这时，知识分子的贡献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必赘述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类拔萃了；他们本人的表现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以最大的勤勉和热忱致力于讲述本民族历史。但是，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知识分子比别人更频繁地使用那些传统语汇，来帮助现代法国理解自身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时期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抑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国内国外的）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语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语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就连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著于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也是以这一方式写出来的。班达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与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兰西行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作家和出版家。如今我们几乎已想不起来，自20世纪初以来经1940年的这一派思想家有什么过人之处，从而也不知道对班达而言，批评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正当使命（独立的真理追求者），为什么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家开刀。但是，班达并不想暗示公共参与本身是错误的，只不过它应该是真诚的独立思想的结果。
莫拉斯和他的追随者错就错在他们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须永远位居第一，这个前提（在班达看来）有损于冷静的个人思考和道德抉择。班达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心怀鉴戒，他论辩道，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捍卫个体权利——进而，在一个大站队的年代，一个你必须投身此阵营或彼阵营的年代，把这种使命贯彻下去。
然而，到了30年代，一俟“正义”“真理”和“权利”本身受到意识形态划界之害，班达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缺少了独立的参考点——一如我们所见，法国解放以后，班达本人就是以一个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义无反顾地介入政治的，他为斯大林主义统摄下的东欧进行的政治大审判做辩护，基于的理由跟他当年严厉批判的、民族主义右翼的道德“现实主义者”们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样。当年，法国的一些知名作家为支持民族主义右翼事业，回避对个体案件真相的关切，被视为犬儒式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而现在，班达对由国际主义左翼促动的集权统治趋势视而不见，同样性质的行为，却成了负责任的政治参与。
这样，20世纪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成为理想的向导，无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时代法国正发生着什么，因为他们写下的太多作品，只是把这个国家本身积重难返的政治分裂反射回公共领域之中而已。不过，借助已被用滥的后见之明的力量，我们或许能够利用“责任”这一从左拉（Emile Zola）到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知识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详的概念，重新编制一张知识分子兼政治的年谱——但是，我们要赋予“责任”一个更标准的含义，它与以往关于知识分子行为的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含义迥然不同，它并不等同于“政治介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读读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们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罪该万死的玩忽职守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的心灵。这不是事关某党某派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从共产党人到君主主义者的所有党派代表和参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公务员、市长以及政党领导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倡导的政策——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倡导的话——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代表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传统和利益，而在参加选举或职务任命的时候，也没有为超越这一范围而做过半点儿郑重其事的努力。
法国在早年并不缺少富有创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后来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来颇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国陆续涌现出了甘必大（Gambetta）、费里（Ferry）、饶勒斯（Jaurès）、普恩加莱（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战”时的全国混乱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呆板化，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共和国呆滞僵硬，如同一只被历史的强光吓傻了的兔子。在国内事务中，一部分人叫嚷着要回到他们的幻觉中繁荣稳定的战前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念想着一个用德国赔款换来变革中兴的承诺，国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战后，在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广泛压力下，激进变革的举措草草上马，最终成了一种极化政治文化的牺牲品——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经济改革都被当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来对待，预感到威胁的利益者因此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抵制。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及其在它神经紧张、耳根又软的对头们那里激起的反应，把这种极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说国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据战后对法国实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赖于一个更虚幻的预设：从战争中走来的法国怎么也算个胜利者）；随后，当美国的退出、英国的坐视不顾令法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根据借助国际联盟促进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最后，国联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则是根据法国武装力量及政治领导的撤退——与其说退到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绥靖状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图和进取心），不如说是退到盲目乐观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从慕尼黑回国，心知他抛弃了捷克，同样也抛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场爱国主义大声讨，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释重负的子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法国政府精英们面对德军的胜利，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统治国家的方式签下了那个颓靡、悲观、充满失败主义况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国政府的许多民选代表遗弃了共和，带着浑身倦意长舒了一口气，一些观察家起初瞠目结舌，但想想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维希法国的当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它顽固地不愿正视自己的软弱，不愿正视占领军的真实目的，占领军的行动与让步所意图的结果虽日益明显，维希人却依然不闻不问。而更加明显的是，到了战后，尽管谈复兴谈得很多，也为落实复兴之举做了一些严肃的努力，但政治却要人们长期有心无力。固然，法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坏性，因为就这个政党的性质而言，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责任和理性准则并不是从法国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发的。但是，社会党人也没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教义和纲领，各方也普遍没能认清法国在战后业已改变和下降了的国际地位，加之议会中经年累月的分歧与争吵，以及对法国殖民地独立呼声的回应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利益将长期得不到不带党派偏私的关心。
战后法国能脱困于其政治领导人之手，得感谢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想提早10年获救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生的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不再仅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决策谋取安全与繁荣，而统治者的无能和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如果说法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时期从1918年延续到1958年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是发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长盛不衰。这个判断乍看荒唐，最起码知识分子是负责的吧？没错，在反法西斯战争、战时抵抗运动、战后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反殖民运动之间，法国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国人，他们的道德介入、道德担当的程度已深至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回答错就错在它评价“介入”时期，使用的正是该时期所使用的话语——特别是那些作家的话语，他们当时和以后所写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对他们行为的理解。

前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一章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三章 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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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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