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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简介：城市、国家和"空间的爆炸
第二章 全球化辩论：开启新的空间？
第三章 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国家空间进程：一个分析框架
第四章 城市治理与国家空间的国有化：空间凯恩斯主义的政治地理
第五章 国家工程的区域间竞争：城市区位政策与国家空间的尺度重构
第六章 可替代的尺度重构战略和新国家空间的未来
参考文献

★尼尔·博任纳精辟地追溯了城市治理如何成为国家形态转型的一个战略点，这本书将我们带到了从未知晓的分析领域，是一本杰出的原创性著作。
——萨斯基娅·萨森

★尼尔·博任纳汇集了新经济地理和新政治地理前沿的学说，带来了一种创造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性国家和当代世界空间重组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这是对社会科学空间化的实践：理论范围非常全面，对欧洲规划实践的评估具有明显的洞察力，其论证和分析中具有丰富的实证视角。此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爱德华·苏贾

★在这一跨学科的著作中，尼尔·博任纳对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国家转型进行了新的解释。大多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超过国家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上，但《新国家空间》表明，战略性的亚国家空间，如城市和城市一区域，是国家重构的重要舞台。通过关注过去四十年西欧城市一区域不断变化的治理方法，博任纳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论点，即国家权力的地理如今正在从根本上得到重新安排。通过理论建构、历史分析和城市政策变化的跨国案例结合研究，《新国家空间》为目前正在出现的新的国家权力形态提供了原创的和创新的分析。
——牛津大学出版社

在这一跨学科的著作中，尼尔·博任纳对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国家转型进行了新的解释。大多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超过国家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上，但《新国家空间：城市治理与国家形态的尺度重构》表明，战略性的亚国家空间，如城市和城市-区域，是国家重构的重要舞台。通过关注过去四十年西欧城市-区域不断变化的治理方法，博任纳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论点，即国家权力的地理如今正在从根本上得到重新安排。通过理论建构、历史分析和城市政策变化的跨国案例研究相结合，《新国家空间：城市治理与国家形态的尺度重构》为目前正在出现的新的国家权力形态提供了原创的和创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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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代表了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集成。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我发现国家理论家、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领域性、空间性和尺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漠不关心，这让我感到沮丧。1991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被翻译成英文，使我将国家视为一种“空间架构”，并激励我进一步探究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地理。随后我进一步研读了列斐伏尔四卷未翻译的作品《国家》（De l' Etat）（1976-1978年）。在第四卷《空间与国家》（Space and the State）中，列斐伏尔对“国家空间”进行了刺激但又吊人胃口的不完整分析。在阅读这样的杰作的时候，我意识到已经开始了一段知识之旅，并且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让我全神贯注。1995-1996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学习的机会使我能够探索批判性社会空间理论、政治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前沿，并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实现用空间化的方法研究当代国家的目标。通过更加彻底地领会批判的地理政治经济学，对将这个非常有活力的研究领域的一些见解引入“忽视地理”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我感到兴奋。1996年夏天，我回到芝加哥，开始勾勒博士论文的轮廓。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期间，我完成了一篇关于西欧地区全球城市一区域城市治理重构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批判了全球城市研究学者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国家的作用呈下降趋势的假设。在批判这种假设的前提下，我试图证明西欧国家在全球城市形成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在这个进程中国家的角色在功能和地理上都随之发生了转变。离开洛杉矶后，我仍旧确信全球化的城市一区域将为更系统地研究这种国家形态的变革提供有趣的样本。我对全球城市形成与国家空间重构在不同国家和本地背景下互相影响的比较特别感兴趣。我选择了欧洲两大主要的二线全球城市一区域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作为合适的田野调查对象。一年后，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论文奖学金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使我能够进行这样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关于大都市体制改革的争论已经开始在这些城市一区域爆发。虽然法兰克福建立一个“区域县”（regional county）和阿姆斯特丹建立一个“城市省”（city province）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是我发现在本地、区域和国家监管结构的重大变化上，都市治理斗争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和媒介。在这两个城市一区域，从各种意识形态的视角，国家空间结构的变化被证明是合理的。这些变化作为增加地方和区域嵌入的社会经济资产的手段，从而在一体化的欧洲经济中吸引流动的外部资本投资。而且，在这两个城市一区域，大都市制度改革的主要战略，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以显著的集约化、经济发展政策本地化的形式和“城市企业家精神”为前提的。我的论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比较非常不同的制度秩序、监管安排和政治联盟，这些政治联盟在国家、区域和本地尺度上突出了德国和荷兰的资本主义。然而，一个最让人惊讶的结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尺度重构和城市治理重构的广泛类似的过程正在德国和荷兰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一区域展开。这个研究让我思考在欧洲其他国家或者欧洲以外的城市一区域是否正经历相似的国家形态和城市治理转型的现象。1999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然后搬迁到纽约大学，在社会学系和大都市研究项目找到了一个新的（跨）学科基地。
我最初打算通过对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的案例研究，以比较性质的、专著的形式探讨关于全球城市形成、城市治理和国家尺度重构。然而，当回到手稿的时候，我不断地想要更多抽象层面的研究，追求对当代国家空间尺度重构进程和相关转型的额外理论见解。与此同时，随着对欧洲局势的认识不断扩展，我越来越相信在德国和荷兰的城市一区域观察到的国家尺度重构和城市治理重构的进程，事实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遍及整个西欧的城市系统，以背景下特定的形式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因此，写一本新书的想法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本书试图系统地针对国家尺度重构研究建立恰当的理论范畴，同时描绘过去三十年里，在西欧主要城市一区域出现的国家空间重构的普遍类型。与鲍勃·杰索普、罗杰·凯尔和尼克·西奥多的讨论，使我确信这样一本书是可行的，甚至可能是有价值的，尽管他们对最终结果不负任何责任。为此，我搁置了对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的案例研究，开始新的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