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现名“清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03年退休前任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著作：《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等；学术随笔集《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与傅璇琮、许逸民等人主编了《中国诗学大词典》。

家破才能造反：论游民意识的存在（1）
游民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是被大多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认可的。但是这个阶层是否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其思想意识在文化史上是否具有重要的地位，则使研究者将信将疑。许多从事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对这个问题也感到疑惑。他们总觉得这是前人所不言、经典著作所不载的，因此也就难以确认。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评价“农民战争”，如何分析底层社会，如何评价民间意识，如何评价《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这些伟大古典文学作品等许多重要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还是以谨慎为好，因此对我提出的问题颇多质疑。
我曾与不同意将游民意识、游民文化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事和朋友争辩过。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些大悖人情的描写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态也很难为普通人所认同。例如，196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的《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关羽的长子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羽的妻子胡金定，后来胡金定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办完这些事后：
将身回到桃源镇，弟兄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不能见容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它说成是要造反之前的农民的想法，更是捍格难通，因为与外界交往较少的农民更为重视家庭，追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温馨。“家和万事兴”就是老百姓们的企望。台湾学者韦政通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指出，家庭的情感纽带维系着家庭中每一个人。家中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全家的成功，每一个人的失败则是全家的失败。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更是把家庭看成是自己的“安乐窝”，至今北方农村尚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谣谚。而且，农民多是聚族而居，不是谁想灭掉自己的全家就可以灭掉的，这是会震动整个宗族的。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的心态。《花关索出身传》的确也把蜀汉刘备等帝王将相争夺天下的历史看作到“兴刘山”作“替天行道”的强人的故事。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载：建炎二年（1128）六月，建州兵乱，“军士叶浓等相与谋，互杀妻子以为变。是夜，纵火焚掠，盗本州观察使印，突城而出，进犯福州”。看来“花关索”中情节也不只是出于艺人想象，是有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明末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是游民出身，他长期为驿卒。就不许与之无关的女人进入其营地，当遇到被包围或其他困难时，先要杀掉老羸妇幼以保存自己。见《绥寇纪略》卷八。直到民国时期，那些落草为寇的土匪，仍然是蔑视女人，视家庭为累赘，哪怕匪首是女子的也多采取这种态度，她们完全没有女人对家庭的眷恋。土匪完全是个男性的世界，女人只是他们的消遣对象。有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其妻子是小脚，跟不上队伍，就毫不犹豫地把她一枪打死了。有的首领仅仅因为眷恋某个女人，就会导致众叛亲离。（见［英］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P182—186。）家庭中的主要内容——女人，在游民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这正像描写解放前上海帮会生活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帮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样。
《花关索认父传》中还有个情节也大悖于中国古代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那就是在“孝”的问题上江湖艺人所提出的挑战。花关索长大成人后英勇非常，并有一身好武艺。当他到荆州来认父亲关羽之前，已经为父亲立了一个大功——为关羽追回了丢失的胭脂马（即《三国志演义》中所说的赤兔马）。可是因为花关索来历不明，关羽不肯认他这个儿子，骑上胭脂马便走，于是性格暴烈的关索“怒生嗔”，和他父亲翻了脸：
看你今朝哪里去，如何不认自家人。好生今日认儿子，做个遮枪付剑人。若是言声言不认，横山落草做强人。投了六国曹丞相，领其干戈动战争。来打兴刘铁脚寨，拿捉官员五虎人。
这段唱词中，关索竟声言，如果关羽不认他，他就要投靠曹操，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属于刘备一方的五虎上将。这是大逆不孝的。“孝”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上下一致认同的伦理观念，在下位的农民也与统治阶级一样重视孝道。佛教初传入时，因为不敬父母不讲孝道，很难在中国传播，后来中国化的佛教也不能不修改其教义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大肆张扬目莲僧救母的故事。曹操何尝是孝子，但他却可以以“不孝”的罪名杀掉孔子的后裔孔融。皇权专制社会这里的皇权专制社会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封建社会。用“封建”来定义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不符合实际的。详见后记。里，就统治者实际利益来说，他们最重视的伦理道德应该是臣下们对皇帝的“忠”，然而，他们不说“以忠治天下”，这是他们的聪明处。他们说“以孝治天下”，就因为“孝”的覆盖面更大，并且是能够被全体老百姓认同的，因为孝是维护宗法制度最重要的道德观念。而《花关索认父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孝”提出挑战，这种思想意识是超出主流社会所允许的范围的。用“民间思想”很难对这种现象加以说明，因为以宗法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对孝道不仅不会背弃，往往比统治集团中的人们更虔诚。《花关索认父传》中对“孝”的态度，只能是无家无业的游民才会有。《三国志演义》一个较早的本子《三国志传》中，删去了关索威胁其父要挑起战争的情节，当关羽拒绝认他时，他只是哭昏于地，痛不欲生，这才符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后来的本子则干脆删去了关索这个人物，因为与他有关的故事许多都与主流社会意识相左，不好处理，修改者才采取这种断然措施，一了百了。
……

序：发现另一个中国
第一章绪论
一、被学术界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
二、游民意识是不是真正存在？
三、什么是游民？
四、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第二章 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成员的地位
一、聚族而居的自然与社会背景
二、宗法国家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三、汉至唐——族居与地主庄园经济的结合时期
四、宋代及宋代以后宗法家族制度的确立
五、乡土社会造就了乡土意识
第三章脱离了宗法与家族秩序的人们
一、什么是“脱序”？
二、社会动乱的主力军——流民
三、游士的辉煌与解体
四、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
五、历代统治者对待流民、游士、游侠的态度
第四章城市游民群体的形成
一、五代战乱对传统的冲击
二、宋代社会风貌的变迁
三、游民群体形成的初期——两宋、元到明中叶
第五章江湖艺人与通俗文艺作品
一、“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
二、两宋时代的江湖艺人
三、早期通俗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游民生活与游民意识
第六章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
一、《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
二、游民意识在《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等通俗作品中的表现
第七章从游民到帝王——一个个案的分析
一、谈所谓对农民的“背叛”
二、朱元璋的生平和造反实践
三、朱元璋的治国之术
四、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
五、《英烈传》等通俗小说中的朱元璋和朱元璋集团
第八章通俗文艺与游民意识的传播
一、通俗文艺传播的存在
二、通俗文艺的传播
三、“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通俗文艺中游民意识的影响
四、小说教中的英雄崇拜
五、传播中的反传播力量
第九章游民意识与通俗文学的演变
第十章明中叶以后游民的发展和组织化过程
第十一章天地会与通俗文艺
第十二章游民、游民组织与通俗小说
结语
附录：游民政治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引用书目
后记
增修版后记

与吴思在概念和逻辑上让人们发现“被忽视的历史”相类似，王学泰在有关“游民”方面的研究，在感性、具体材料的层面，给人们提供大量的资料，对历来被文人学士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有了新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在1998年撰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发现另一个中国”。时隔将近十年之后，王先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耗时半载”，在该书的基础上又进行修订和增补，完成《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提供了更全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项“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动惊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上下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上下册）》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并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刷新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也在刷新着人们对当下社会的认识游民、江湖、流氓等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国内研究游民问题的王学泰先生的成名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上下册）》初版于1999年，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有“中国的良心”之称的李慎之先生为之作长序“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时洛阳纸贵，震动朝野。游民问题也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后的江湖研究、流氓研究正是其分支。增修版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20余万字，有很多振聋发聩的论断：游民往往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是造反者但不是革命者；城市畸形繁荣中的下层市民很容易被抛入游民的队伍；水浒传以来的“好汉”话语体系本质上仍是强盗逻辑；天地会的荒唐的会社仪式；戏曲不是生活，生活却更像戏；游民眼里，帝王将相的历史成了一部部乱世出英雄的草莽传奇。
中国社会的隐形场·传统文化的另一半。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并称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斗争着一个贵族，一个游民；一个绅士，一个流氓。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水浒传：游民话语体系的集大成，游民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改造，戏曲化的秘密会社仪式。
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