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德”——春秋时期的精神内向运动
孔子为“轴心突破”第-人的事实既得到肯定，则“轴心时代”的酝酿期只能在孔子之前不久的一段时间之内，质言之，即春秋（公元前722-前481）的前半段。为了对酝酿期的作用获致较具体的认识，我曾遍检《左传》、《国语》等文本以寻求历史的线索。我的探索重点不在个别观念的渊源如“克己复礼为仁”之类，而在一个整体的精神动态，上起于“轴心突破”之前，但一直下贯至“突破”以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定孔子的内向超越是怎样酝酿出来的。经过反复爬梳，庞杂的史料终于透露出一条发展的脉络：大致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起，即在孔子出生前一世纪左右，一个新的精神运动在卿大夫阶层间悄然兴起并一直延续到后世，而与“轴心突破”相衔接。这一运动可以名之为“修德”。但这时“德”的涵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周时期与王朝“天命”相联系的集体和外在的“德”，逐渐转为个人化、内在化的“德”。这一点留待后文再发挥。概括言之，春秋各国统治阶层对于君主或执政卿大夫所“修”之“德”发生了很深的信仰，他们认为这一内在于人的“德”具有极大的潜力，远比任何外在力量更能保证国家的安全或解救其危机。自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来，无论大国或小国在面临安危的关键时刻，朝廷上的议论往往首先强调“修德”。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内向运动，先秦“轴心突破”之所以归宿于内向超越的特殊途径，不但理有固然，而且势有必至。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的概括，以下我将顺着时序，选出几个以“德”的观念为中心的例案，分别予以讨论。我的分析和研讨将聚焦于每一例案本身的历史意义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变迁，但最后通贯前后诸例案以观，我希望精神内向作为酝酿期的一个历史趋势也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来。
《左传》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分别记述了晋、虞两国朝廷上的重大争议。争议都起于国君和执政大夫之间在有关重要政策方面的严重分歧，而“德”的问题则同为论辩的关键所在。让我先对个别争议的事实简单作一交代，然后再讨论其历史意义。先说晋国的事。
晋献公责令士蔿（按：时为大司空）为他二子（按：重耳、夷吾）各筑一城（按：蒲、屈，都在边境）以加强防卫，但后者认为当时并无兵患，筑城必将为内部敌人所用（“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因此持反对态度。最后士莴借机向献公进谏词，下面这句话尤为重要：
《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按：《诗·大雅·板之七章》）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这里“修德”的提出显然是对于献公宠信骊姬及种种丧德败行的讽刺。就我所见的史料，这是有关“德”的新信仰的最早的一个例证，所引“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之句与原义大有出入，原诗将“宗子”比作“城”，以强调“宗子”的重要，但并不含“修德而固宗子”的意思。可见“德”的观念已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一点留待下面再说。如果应用当时流行的表述方式（见后文引“在德不在鼎”），我们不妨把士蔿的议论归纳为“在德不在城”五个字，意即国防的真正保障不是外在的城池而是内在的道德。这便是我所说的内向的思想运动。
……

代序 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
上篇：中国思想史的开端——比较文化史的探索
下篇：中国轴心突破的展开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
从古代礼乐传统的变迁论儒家的轴心突破
墨家的突破
道家的突破

第三章 天人关系的新转向
第四章 从巫传统到气化宇宙论
第五章 孔子与巫传统

第六章 “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
“绝地天通”下的巫与礼
“天命无常论”的出现及其涵义
轴心突破后的新“天人合一”说
延续与改造——新旧“天人合一”说的交涉
“治气养心之术”的演变
与古希腊轴心突破的对照

第七章 结局：内向超越
外向超越与内向超越
孔子与内向超越的展开
“修德”——春秋时期的精神内向运动
“道心”与“人心”：内向超越的归宿
跋一
跋二
参考文献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是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一部专题研究。出于对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的重视，我在本书中特别借用了“轴心突破”作为分析的概念。我认为只有在其他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我对于这一论题早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始终未断，不过没有机会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已。1977年我撰写《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我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其中第四节题作“哲学的突破”，即是本书整体构想的发端。但“哲学的突破”在本书中已一律改作“轴心突破”。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这是我必须首先交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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