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华，女，1978年9月出生于天津，澳门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政府治理、政治学量化等领域的研究，近年的主要著作有《政治认同与危机压力》《中国不同公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与危机压力》等，参与撰写《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13-2014年卷）》《政治参与蓝皮书》（2013-2015年卷）等，并任《政治文化蓝皮书（2017年卷）》的副主编、执行主编。

史卫民，男，1952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府理论、公共政策、历史学等领域研究，近年的主要著作有《“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政治认同与危机压力》《中国不同公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与危机压力》《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问卷调查数据》等，从2001年开始参与主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度报告，并任《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2015年卷）的执行主编。

第一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性别
一 不同性别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性别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性别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性别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性别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性别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性别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性别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二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民族
一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三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年龄
一 不同年龄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年龄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年龄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年龄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年龄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年龄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年龄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年龄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四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学历
一 不同学历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学历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学历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学历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学历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学历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学历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学历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五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政治面貌
一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六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职业
一 不同职业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职业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职业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职业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职业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职业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职业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职业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七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户籍
一 不同户籍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户籍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户籍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户籍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户籍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户籍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户籍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户籍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八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单位
一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单位性质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九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收入
一 不同收入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收入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收入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收入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收入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收入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收入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收入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十章 危机压力的差异比较：区域
一 不同区域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区域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比较
三 不同区域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比较
四 不同区域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比较
五 不同区域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比较
六 不同区域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比较
七 不同区域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比较
八 不同区域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比较

第十一章 民主偏好对危机压力的影响
一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危机压力的总体情况
二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情况
三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情况
四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情况
五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情况
六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情况
七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情况
八 不同民主偏好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引入科学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连续性的全国问卷调查，显现各种指数的变动情况，对于全面理解政治文化的基本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全国性问卷调查和2016年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的全国性问卷调查，都与中国政治文化指数有密切的关系。该书是对两次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之三，重点是对不同公民群体的危机压力情况作出综合评估。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不同公民群体的危机压力比较》用两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说明了在危机压力方面，因公民性别、民族、年龄、学历、政治面貌、职业、户籍、单位、收入、区域的不同，以及公民对不同民主的偏好不同，会显现出一定的差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问卷调查较突出地显示了公民的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所在单位、收入水平、所在区域不同以及公民对不同民主的偏好，都会带来危机压力的显著差异。
基于问卷调查反映的不同公民群体的危机压力差异，还需要持续性的问卷调查加以进一步的验证，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不同公民群体的危机压力比较》所提供的各种基础数据，对于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应能提供重要的帮助，并使更多的人持续关注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成果。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不同公民群体的危机压力比较》对两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综合性的整理和比较，可以对中国公民的危机压力状况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
不同类别公民群体危机压力的变化，是与危机压力的整体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在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公民群体危机压力情况变化时，需要特别注意危机压力的这些总体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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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定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公民的危机压力情况进行全国性的问卷调查，是从2012年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两次调查。第一次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的，在2012年成功访问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59名被试。第二次调查是由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组织的，在2016年成功访问了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81名被试。
对两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综合性的整理和比较，可以对中国公民的危机压力状况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本书所要重点阐释的，就是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政治面貌、不同职业、不同户籍、不同单位性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民主偏好的公民群体的危机压力感受，尤其是2012年和2016年两次问卷调查所反映的危机压力变化情况。
不同类别公民群体危机压力的变化，是与危机压力的整体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整体上看，2012年和2016年两次调查所反映的中国公民危机压力水平较为接近，都显示了中等或略强的压力水平，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第一，社会危机压力略有降低。全体被试的社会危机压力得分（分值为5分，下同），由2012年的2.83分下降到2016年的2.82分，下降了0.01分（危机压力得分越高，表明压力越大；反之，危机压力得分越低，表明压力越小；下同）。
第二，国际性危机压力略有上升。全体被试的国际性危机压力得分，由2012年的3.02分上升到2016年的3.04分，提高了0.02分。
第三，文化危机压力有所上升。全体被试的文化危机压力得分，由2012年的2.76分上升到2016年的2.85分，提高了0.09分。
第四，经济危机压力也有所增强。全体被试的经济危机压力得分，由2012年的2.32分上升到2016年的2.43分，提高了0.11分。
第五，政治危机压力增强幅度较大。全体被试的政治危机压力得分，由2012年的2.56分上升到2016年的2.70分，提高了0.14分。
第六，生态危机压力上升的幅度最大。全体被试的生态危机压力得分，由2012年的3.08分上升到2016年的3.23分，提高了0.15分。
第七，危机压力总体水平呈现出略有上升的态势。全体被试的危机压力总分，由2012年的2.76分上升到2016年的2.84分，提高了0.08分。
在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公民群体危机压力情况变化时，需要特别注意危机压力的这些总体性变化。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为本书设定了四条具体的要求。
一是按照政治文化指数指标体系的要求，将危机压力总分分值，由2012年问卷调查时的30分，改为现在采用的5分。按照这样的要求，全部重新计算了2012年的相关调查结果。
二是为行文简便，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12年组织的全国性问卷调查简称为“2012年问卷调查”，将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2016年组织的全国性问卷调查简称为“2016年问卷调查”。
三是两次问卷调查涉及的与危机压力有关的选择题，因为题目有一定的变化，难以进行比较，因此在本书中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减掉这部分内容，对危机压力的比较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四是2016年问卷调查对不同职业的公民群体作了调整，由2012年的六类职业变成了2016年的八类职业，但是八类职业可以恢复成六类职业，并进行相应的比较。由此，在讨论职业因素对危机压力的影响时，既有对六类职业危机压力水平变化的比较，也有对新增职业类别危机压力情况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