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永远是一个说不尽争不完的话题。两千年前，他创建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不知什么原因，竟触怒了今天的一些学者，又再次被指责为“暴君”，并扣以新制的大帽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始作俑者。当然，这样的观点有人赞成，但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中央集权制应当肯定，因为它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为历代天朝所继承，而且行之有效。至于“暴君”问题，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今将浅见述下。
一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绩，是“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此话虽是老生常谈，但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各有见解的。如历史循环论者看此话，就会“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观点评价秦始皇，其功业必然不甚了了。但请历史发展观者看此话，其议论可能大大不同。他会说：秦始皇消灭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仅如此，还会说：秦始皇又“废封建，置郡县”；继续开疆拓土，为后代的帝王树立了“天子经略，诸侯正封”[《诗·小雅·北山》。]的好榜样。
所谓“旧时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所以言其“旧”，是因为三代时的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很落后，而且疆域从未统一。就其制度而言，当时的大小国家都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来，依托于血缘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周三个王朝原为三个大国，文化比较发展。中等国谓之方国或诸侯，小者以族属为名，星罗棋布。其生存状态，一直处于融合与兼并的过程中。史称：夏时诸侯，号称万国，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仅百余国。春秋与战国是社会转型时期，战争之多，恶性循环。至有“春秋无义战”之说。战国时期之七雄，都号称“万乘之国”，每逢大会战，双方出兵都以十万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其惨烈之状，难以言表。以致更加剧了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壮者散至四方，老弱转死沟壑。事实说明，这个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
梁襄王的魏国虽相当落后，但还是个大国。他为长期战乱而忧心，曾向孟子请教。他问：“天下恶乎定？”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两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样实现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战”，孟子“反战”，两人的主张，南辕北辙；而且都不切合实际。但当时的秦国却为“旧时代”找到了一条比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过“商鞅变法”，破旧立新，以农养战，富国强兵，逐步吞并六国，走“海内一统”之路。秦经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之经营，至秦王政时，诛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时间（前230-前221），就“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纷纷扰扰长达数百年的旧时代，开启了天下大一统的新时代。
关于旧时代的疆域，文献记载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黄河中游的南北两侧，商灭夏朝，疆域扩至黄河中下游两侧，但均无明确疆界。西周灭商之后，号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据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周王室在这个范围之内仍未统一，王室只占据邦畿以内地区，其他皆为大小封国，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雄并争，都谈不到统一。只是到秦始皇时，才“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疆域形势。然而，秦始皇的可贵之处还不全在于此；而又在于他已灭六国之后，并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命灭楚的军事统帅王翦继续向东南进军。东越投降，将其疆土划入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闽越投降，就地设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进军岭南，在南越北区设南海（治今广东广州）、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进军，开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南通云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将军蒙恬率士卒三十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三十四县。又北渡河，据阴山，连接旧时秦、赵、燕长城为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延袤万里，以北防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此时，秦之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今越南中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比西周时之疆域至少要超过五倍，为今天祖国之疆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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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

从华夏和蛮夷戎狄等族名谈到汉民族形成

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制度评述

西周封建论

谈谈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

秦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大一统疆域的奠定

秦始皇的是非得失

西汉初年分封诸侯的得与失

汉唐明清时期的“丝路”文化

从新加坡妈祖庙谈到妈祖信仰源流

梁启超那一代人认为中国积弱是因为传统概念里有天下、有朝廷，而没有国家。“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1899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长文《爱国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所以梁启超后来又写了振聋发聩的《少年中国说》。1900年，蔡元培《上皇帝书》提出：“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陈独秀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都因为是那些国的人，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大胡为。”直到1907年章太炎先生在《民报》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才大致解决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历史发源。他说，华本国名；正言种族，宜就夏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随后他又发表了《国家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立国，这样国家的概念才落实到实际的政体。
经过抗日战争，国家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但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如何历史地来叙述？前国家领导人曾给张先生命题作文：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张先生认为国家观这个现代概念在古代拎不清，所以改为缕述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历史形成。本书所选第二篇文章就是论述我们多民族文化特质以及何谓汉族。文章强调，华夏和蛮夷戎狄，都是族名，既是他称，也是自称。我们今天不可以望文生义，过分强调那些反犬旁的、读音生冷的字词是贬义，甚至有人起意把古籍中那些字词都改掉。所以我们需要文化自信，历史还是本来的历史，但解读历史需要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眼光。时势使然，比起上述所引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诸论述，张先生的文字更显平和雍容。我们现在不再讨论古代国家的有无问题，而是通过文献资源重新建构中国古代国家的特征。这样我们才不会将近代先贤铸就的国家概念再度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