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知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巴黎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杜维明先生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他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九月初，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文化高峰论坛，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我相信，“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式，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互相解读、辨误、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提出多种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是想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以及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也就是甲申文化宣言的主张。
“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因此，儒家所提倡的文化主体性，是开放的、发展的，有根源性，又有公共性。我们的文化事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线的官方行为，而是各行各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缔造具有重叠共识的自我意识，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象》、《周易·坤·象》）的文化自觉和认同，是深含普世价值的。这种思路是透明的，是通过交谈、对话、讨论、辩难而逐渐形成的公共理性。
自从2001年我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邀请参加推动文明对话的知名人士小组以来，在北美、西欧、中东、东亚和南亚参加了各种类型的文明对话。我深深地感到，在“和而不同”的气氛中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真正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是强调自己的信念合情合理，也不是借机表述自己的立场，而是聆听对方的声音，增长知识，拓展心胸，培养自我反思的能力。文明对话的基本要求是容忍，但只有容忍是不够的，还要承认对方的存在，尊重对方的存在，甚至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对方为参照系，互相学习。
儒者是通过对话来体现核心价值的。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陆象山的心、王阳明的良知、李退溪的敬、李栗谷的气、刘宗周的诚、戴震的欲，都是主动、自觉地在人文关系中逐渐来发展起来的。每一位儒家的大师大德至少汲取了四种资源：第一种是自身内在资源，也就是通过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宋明儒学所说的心性之学、身心之学、圣人之学、君子之学而建构的主体性，并且由这种主体性而孕育出来的如孟子所说“左右逢源”的自得之趣。①第二种是社会资源，通过对社会的关怀、体现社会良知，即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这种资源是和社会群体大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依仗权势而获得的。第三种是历史文化的资源，通过对话，发展出自己学术的谱系，形成既有特殊性又有普世性的自我认同。最后一种资源来自天道，儒者都有终极关怀，认同天命，替天行道，从对天的理解来展现儒家的核心价值。
……

导言：精神性人文主义初探

主篇
第一章 如何认识儒学
一 儒学是跨时代的
二 儒学是跨文化的
三 儒学是多学科的
四 儒学是分层次的
五 儒学是没有教条的

第二章 儒学的现代困境和自我转化
一 儒学之内外交困阶段
——晚清政权的衰亡与西方文化的冲击
二 儒学之花果飘零阶段
——文化认同的瓦解与民族心灵的扭曲
三 儒学之灵根再植阶段
——内部反思与自我转化

第三章 儒学第三期与21世纪儒学
一 何谓儒学第三期
二 转到21世纪儒学

第四章 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
一 何为人：儒家视域下的人
（一）人是什么样的存在
（二）人之来源
（三）人的扩充
（四）21世纪的人
二 人生的意义：超越的天与人
（一）天与人的创造性
（二）人的家庭性、社会性
（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
（四）人与自然
（五）内在与超越
三 认识论的问题：如何知
（一）理性的复杂
（二）“体知”的观念
（三）闻见之知
（四）整体的分析框架
（五）从良知坎陷到良知扩大
四 伦理学的问题：如何行
（一）学习与关怀
（二）对话伦理
（三）最高的价值
五 神学的问题：有什么希望
（一）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
（二）中西核心价值的对话
（三）儒家视域下的信仰

副篇
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
哲学的精神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意义
一 知识与智慧
二 智慧与精神性
三 哲学界的最新动向
四 儒家在21世纪的意义
五 评论与问答
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从新轴心时代看对话文明与求同存异

附录一 对话的问题
（一）什么是对话
（二）辩证的对话
（三）对话的主体
附录二 儒家的宗教性问题
（一）何谓“宗教”
（二）宗教的现实关怀
（三）存有的断裂与连续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是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的最新力作。作者在回顾了儒学的发展历程，反思了儒学在现代发展的困境和自我转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儒学的使命，对二十一世纪儒学面临的何为人、人生的意义、信仰等五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期待新儒学在二十一世纪为人们安身立命发挥更大作用。作者还结合他在国际上讲学、交流数十年的经验与体会，从多元化以及文明对话的角度解读儒家的内核精神及其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对理解中国思想界的现状与未来，颇多启发意义。

导言：精神性人文主义初探
2008年大手术后养病期间，摈除一切写作任务，连经常自娱的随笔也中止了，但我还是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用英文撰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的“基本理念”。2004年，我应教科文执事局主席和秘书长的邀请，和58国的大使在巴黎总部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有关如何在国际社会发展文明对话的交谈。2001年，我应安南之邀，参加了联合国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而组成的“杰出人士小组”，和瑞士神学家孔汉斯、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新加坡大使许通美及中国代表宋健等完成了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跨越分歧：文明对话》。其中，“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一章是由我执笔的。1994年，针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我和伊斯兰哲学家纳瑟在哈佛旅店共同主持“伊斯兰和儒家”的对话。
20年来，儒家如何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促进平等互惠的“轴心文明”之间的文明对话，成为我的科研重点。我的终极关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必须在这一论域中才能落到实处。
让我们先来探讨今天儒家应该如何自我定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困难重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困难之一是，回顾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儒家传统在儒释道三教中最为源远流长，但同时近百年来儒家又有着受到摧残最为惨烈的文化记忆。我不在此重述五四运动期间，还有特别是十年浩劫的年代，儒家的悲惨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代的儒家批判者是知识精英，而“文革”时期儒家价值的摧毁者则是一批热血沸腾的无知青少年。受到好几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和造反学生凶狠批斗的儒家居然还能存活下来，在人类文明史中，如果这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是极难想象的特例。
轴心时代出现的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文明孕育了希腊哲学、犹太教（后来发展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家和儒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世界各地都是智慧的象征。现代西方文明可以溯源到两希传统。希腊哲学至今在欧美方兴未艾。启蒙运动的先驱如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根据韦伯的诠释，新教伦理在塑铸资本主义精神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天基督教的三大流派——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已形成世界最强势的宗教，据说信徒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伊斯兰教是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印度虽受英国殖民数百年，今天印度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印度精神文明——包括音乐、艺术、舞蹈、美学、文学和哲学——的受惠者、继承者、守护者和发扬者。好莱坞无法渗透印度娱乐界其来有自。佛教在东南亚、南亚、东亚，乃至欧美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世界各地信奉道家和道教的也大有人在。只有儒家刚经过“一阳来复”的艰辛，正逐渐走向“否极泰来”的佳境。
在塑造人类精神文明的五位典范人物（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中，只有孔子不仅在现代中国曾受尽污辱，而且至今还面临“平反”的考验。据说在教育部有关考虑是否以9月28日为教师节的调查中，北京某所精英大学的一位本科生接受电视采访说：“他不是2500年前的人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在轴心文明中，“华人”是唯一保存有古有今五千年文明史没有间断的民族。但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人又是现代文明大国中集体记忆遗忘、健忘、淡忘、主动忘却和被彻底扭曲最为严重的群体。为救亡图存的爱国激情所驱动的“五四”先进分子，主动自觉地采取了以儒家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绝然二分的对比。既然儒家是小农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治的产物，其文化体现的形式必然是保守、落伍、封建和反动的。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可以用阿Q、祥林嫂、差不多先生，乃至随地吐痰、裹小脚、娶妾和抽鸦片为代表。西方的典范则是德先生、赛先生，乃至自由、人权、法治、理性和个人的尊严。
儒学复兴在“五四”西化气焰炙热时出现生机。梁漱溟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打破古今中西二分的思维，从类似比较轴心文明的视野，把中国文明“调和持中”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的“向前要求”及印度的“反身向后要求”作一分疏。他承认，中国文化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向“以动力横绝天下”的西方学习，但他预言，当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印度的舍离人生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哲学的课程，强调王阳明心学的道德自觉。他提出从心灵深处体究人生意义的思路。熊十力扬弃佛教唯识论的“分析哲学”，建构了以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为基调的本体论。他扎根《易经》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孔孟心学展现仁道、仁术和仁政的天地创生精神。这种精神，根据我的“体知”，也就是钱穆晚年“彻悟”后指出中国文化对世界最值得珍惜的贡献：“人心与天道的合一”。季羡林解读钱老在96岁高龄才悟到的中国人的智慧，认为即是今天生态学所谓的人和自然的和谐。我认为，这一解读只接触到人和地的关系，离“天人合一”的境界尚隔了几重公案。
1949年以后，在强势的“辩证唯物论”的氛围里，熊、梁两先生植根孟子心学的本体论和功夫论已无人问津。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和台湾东海大学的牟宗三则从黑格尔和康德哲学切入，重新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他们深受“忧患意识”的触动，痛感“亡天下”的文化危机，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恶劣环境中积极进行超越而又融会“古今中西”的思想事业。他们承继了熊十力的本体探究和梁漱溟的心性修炼，完成了数百万言的有关儒家心体、性体和心灵境界的巨作，为儒家哲学注入了新理念、新范畴、新方法和新思路。通过他们的努力，五四运动以来很难想象的有活力、有创意的儒家论域在学术和知识界里涌现出来了。
必须指出，我在这里只提到熊梁唐牟四位典范性的人物。其实，如果要对儒学的复兴作一概略的介绍，必须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钱穆和马一浮、贺麟、张君劢、冯友兰、徐复观、方东美等关键人物。即使集中讨论的是身心性命之学，也不能只局限在如此狭小的圈子里。因此，我的选择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对儒家哲学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理解。牟宗三和徐复观是我的业师。我有缘亲炙唐君毅，并曾多次向钱穆、梁漱溟和冯友兰请益。我也拜访过张君劢和贺麟。虽然没有向熊十力和马一浮当面求教的机会，但他们的片言只字对我都有开悟的价值。我对儒家哲学的诠释一定打上了“新儒家”的烙印。对此，我欣然接受而且引以自豪。但是，1962年以来，我的学术生涯和英语世界密不可分。前面提到的在国际社会中的交流经验，当然对我做儒家哲学有启迪的作用。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神学乃至一元神宗教哲学的受惠者。我也从西方宗教社会学、比较宗教史学、现代化理论、跨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政治文化学、伦理学和深度心理学，获得各种审视儒家传统的角度和方法。我涉猎朝鲜、日本、越南和欧美儒学有年，养成了从文化中国之外观察儒家的习惯，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国文化自我表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