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龙，安徽太湖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从事清代文学以及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总序
前言
凡例
序例
乡贤遗书
一、小引
二、插图
三、内容
（一）稿本
二）抄本
(三）刻本
(四）校本
郡邑丛书与总集
一、小引
二、内容
(一）浙江省郡邑丛书简表
(二）浙江省郡邑总集
刻书文献
一、小引
二、名家刻本
藏书文献
一、小引
二、内容
(一）名家藏帙
(二）藏家簿录
(三）藏家史籍
(四）藏家遗像及其他
附录
细目

1936年浙江省教育厅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了“浙江文献展览会”，缅怀、展示了浙省先贤创造的辉煌文化艺术成就。《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以《文澜学报》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号》为内容底本，对该会所展部分文献做梳理，便于学者考察文献源流，以窥“浙江文献展览会”当时的盛况。《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读者定位主要为清代文献研究者，尤其是从事清代浙江文献研究的学者，《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包罗文献种类非常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研究价值颇高。《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整理者刘文龙，主要从事清代文学及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对相关文献内容熟稔，为保证《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质量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 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 年6月17 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 “中国注定要在21 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 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 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 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 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 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 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 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 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 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 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卷*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 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 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 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 年3月15 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 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 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 年4月15 日

前言

1936 年10 月1日至18 日,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在杭州成功举办,观览者甚众,影响较大,一时从者不绝,江苏、福建等省纷纷效仿, 甚至形成兴办“文献展览”的热潮。此次盛会后,浙江文献展览会总干事陈训慈集浙江省图书馆馆员张崟、夏定域、毛春翔等,就应征文献撰写叙录。编辑期间,高野侯、顾燮光、李洣、孙延钊、童书业等共聚一堂,赏奇析疑;成书之后,马一浮、陈训正、叶为铭、夏承焘、孙世伟、沙文若、马范等挥毫泼墨,慨赠题签。吴迈适、许如山、吴月峰等将之缮录成书,并于次年《文澜学报》第三、四两期合载,题名《浙江文献展览会专号》。鉴于《文澜学报》所载书名,并不能切实反映书目内容,今据叙录体例,将书名改为《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文献叙录》(以下简称《叙录》)。《叙录》展示了浙江一地文献留存的基本状况,能彰显浙江学人为旧籍续命的责任感。此外,文献分布的地域格局以及种类多少,也大略能体现浙江各邑的文化水准,以及浙江学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叙录》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共著录1542 条:第一部分为乡贤遗书,第二部分为郡邑丛书与总集,第三部分为刻书文献,第四部分为藏书文献。其中乡贤遗书最为丰富。各部分均有《小引》,概述文献源流以及体类特征。乡贤遗书《小引》后附插图2幅:一是《四库全书》著录浙人著作比较图;一是《四库全书》中浙江作者分布图。据毛春翔《四库著录浙江先哲遗书目》所载,《四库》著录浙人著作共796 种16037 卷,又不分卷9种;附《存目》1505 种29061 卷,又不分卷113 种,总计约占著录种数25%,卷数占17%,附录《存目》种数亦居其总数22% 。《叙录》参照《四库》经史子集分类,眉目清晰。卷首有陈训慈序例,历述浙江学术缘由以及浙江文献展览会叙录编写情实。

一、乡贤遗书

乡贤遗书共1119 种,其中稿本575 种(包括补遗在内), 抄本290 种,刻本100 种,校本154 种。稿本主要分已刻与未刻、手写清稿与传抄稿本等多种类别。其中抄本与校本两类,重点在于抄者与校者,其书不必皆浙人撰述。刻本所收止于明代,清刻繁多,一律不著录。集部略依时代与郡邑分类,淡化作者年齿与科名先后。在不著录今人著作的原则下,为全面展示浙人文献撰述的真实情形,酌情采择与地域密切相关的诗文评等作品。

各部类不乏精椠孤本,名馆藏珍,精品尤多。具体书目编排,稿本项,经部以传抄稿本宋代衢州刘牧撰《易解露研》居首;史部以抄稿本清代临海洪颐煊《诸史考异》居首;子部以原稿本清代瑞安孙诒让《校定傅子》居首;集部以抄稿本明代海宁陆嘉淑《陆射山诗抄》居首。抄本项,经部以黄岩李诚《周易解》居首;史部以明代兰溪徐学聚《嘉靖平倭通录》居首;子部以清代鄞县万斯同《讲经口授》居首;集部以唐代龙游徐安贞《徐侍郎集》居首。刻本项,经部以明万历刻本明代衢州余敷中《春秋麟宝》居首;史部以明成化刊本明代义乌王祎《大事记续编》居首;子部以明刻清修本宋代慈溪杨简《先圣大训》居首;集部以明嘉靖刻本唐代骆宾王《骆宾王集》居首。校本项,经部以明刊《明佚名氏校周易本义》居首;史部以汲古阁本《齐次风朱墨校史记》居首;子部以抄本《孙仲容校陆子新语》居首;集部以抄本《鲍渌饮校栲栳山人岑先生诗集》居首。四部之中,又以集部为多。孙氏玉海楼、高氏梅王阁、刘氏嘉业堂、朱氏别宥斋、陈氏仰逋居、张氏约园、杭州高络园等,大多启牖珍秘,竞相送呈。除诗文集、史志等大宗外,日记、谱牒、尺牍、手札、奏议、登科录等,多在应征之列,品类繁多,琳琅满目。

乡贤遗书特设校本项,打破了传统书目体例,自成一格。批校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是学人赖以进业修德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科举制度下八股批点习气的延续。这种习见的读书方式,在学人间已然成为进学的范式。此外,对典籍的精校、精批能切实反映学术治学的功力以及对问题的识见。桐城派中被视为治学津梁的归、方批点《史记》,《叙录》同样有著录,杨定夫即过录此书,这是从文学的层面对《史记》的接受与解读,是对司马迁文章艺术的勾勒与凸显,本质上属于阅读史的范畴。孙衣言也对汲古阁本《史记》一百三十卷进行校勘。他是姚鼐弟子陈用光在督学浙江所拔士,宗尚桐城家法。据此条叙录所载,孙衣言以各色笔传录归有光、方苞二家评点,复随手自为笺记,考论尤详。他将全书作一篇文章来读,以见史公大意,足补归、方所未备。并且册中订正二家原评、原点之处,亦复不少。他还采用批点《史记》之法批点《汉书》。他在72 岁温读《汉书》时,曾过录某氏《汉书》批语,并将之与姚鼐所评进行比较,发现二氏批点的不同特点,姚本兼取文字奇丽浓至,此则以行文脉络为重,并认为某氏所批本可与姚本相辅而行。孙衣言批点文献众多,其子孙诒让与其父治学异趣。孙诒让是著名朴学大师,与黄以周、俞樾并称晚清三大师。此次展览会,其家玉海楼送陈二百余种三百余件,居浙江郡邑之首。

校本中更多出现乾嘉汉学家的身影,他们对古籍的校勘,体现出缜密的考证特色。如卢文弨校《逸周书》十卷,他汇集程荣、吴琯、卜世昌、章檗各刊本,以及惠栋、沈彤、赵曦明各校本,精加雠勘,朱墨杂下,搜讨无遗。其后海宁陈鳣在此基础上,重加校定,集合众长,后出转精,俨然一部善本诞生史。卢氏好友鲍廷博更是擅长古籍鉴定、校勘、收藏,在其书籍的流转中,他为好友批校、考证提供便利。由于书籍的流散,类似这种层累性质校点的情形很多。后代学者校点典籍, 往往以乾嘉学者的校点本为底本,这种学风一直有延续。又如陈鳣过校本《默记》三卷,是书底本源自吴氏拜经楼,为朱文藻及鲍廷博校本,朱、鲍二氏俱用朱笔校,吴骞用紫绿笔校,陈鳣在此基础上,各依原色笔过录,意有未合则以黄笔改正。通过四人批校,《默记》集合众美,益增书价,为世所珍。《叙录》内还著录其他浙籍汉学家,如周广业、劳格、李慈铭等。近人王国维也热衷校点群书,《叙录》著录4条, 如校点《顾亭林年谱》《大唐六典》《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攀古楼彝器款识》等。通过校点这一途径,古籍文本去伪存真,发覆见宝光。此外,还能结合其他相关书目,就校点项来考察浙江学者的学术主张与治学趣味,甚至能构建浙江诸邑的校点史,于浙江文化文明的传播, 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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