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鸟，原名韩鹏，偶以“酒量犹豪人渐枯”之名网上行走。现为《邯郸日报》编委，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高级编辑。
已出版著作《捍卫<论语>1：构建一个理想国》《捍卫<论语>2：灯塔上的嘹望者》《捍卫<论语>3：朴素的民本情结》《捍卫<论语>4：捍卫永恒的道义》《捍卫<论语>5：仰望羞真理行走》《<论语>是用来养心的》《人生哲理漫画书》《天下文胆》（合著）。

《中国大儒：风华绝代》：
为了求得仁，人就必须学习，博古敏求，学而无厌。为此，他首创性地大规模招收学生，聚众授徒。不管在流亡的路上，还是燕居在故乡，总有一大帮学生簇拥着他，听他教诲，受其启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孔子煌煌的教学成就！
孔子这一全方位的学术建设，为后来的战国诸子提供了治学行为所仿效的样板，他们或传授生徒，或撰写著述，或游历诸侯，或建立学派，均没有超过孔子所创立的为学模式。
在中国最早的这间课堂里，师生酬答有致，彼此谈笑风生，话题宽泛而精深。夫子的全部教学主张，就是以文发学生之蒙，以行积学生之德，以忠立学生之节，以信全学生之身，以礼约学生之形。他的教学，是将古代文献典籍的知识教育和以忠信为人性之本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实践三者结合修为的综合体系。他要的，是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达到对人生当下和永恒的了悟，形成一个永远的探索过程，贯穿人的整整一生。
在孔子那里，为学，远非仅仅熟读“六经”课本，然后俯仰天地，以饱学自命。他通过弟子曾参之口，道出为学之人的首要——尽忠，守诚，执信，然后对之时时习练，在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中，走向人格与学术的双重完善。
一个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始终颠沛流离在路上的老人，为什么始终高扬着清癯的面庞，谦和有致，不改其度，即便厄于陈、蔡，也教习严明，话语琅琅，无一日不大雅传诵，无一时不弦歌悠扬？是自我蒙蔽性陶醉，还是绝望至极点，转而寻求心灵的另一向度温存？
都不是。孔子眼里的礼乐，完全不同于今日吾侪酒足饭饱后的无聊K歌。我们是在发泄，孔子是在发心。他已将礼乐作为学生修德明心、为学论政必经的一扇门，而且，作为日常功课，须臾不可废。
《礼记·乐记》：“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原因是，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礼就扎根于人心之仁，它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温柔、最慈善的角落，有阳光斜披，静穆而善良。
有仁心才有仁行，才有高贵的俯身，才有同情的眼光和怜悯的眼泪。所有不端的思想和行为，病灶都是他心中乏仁。仁者人也，不仁则不人。所以作为人，怎么能不习礼呢？“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是个逻辑递进关系。
他有个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主张对富与贵的诉求，但必须限定在“以其道而得之”的尺度之内；他也认同恶贫去贱的人性本能，但给出的限制仍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个“道”在哪里？就在于“仁”。只有仁德之人，才会“名利于我如浮云”，安于仁德，贫富自适；也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世间种种的虚妄和短暂，顺仁而安。
为此，君子要安贫乐道。安贫是为了守“道”，终日带着一张苦瓜脸去守，他能坚持的时间便很可疑，所以孔子提醒要“乐道”。只有乐在其中，才有兴趣与恒心。钱理群说过一句我认为相当高明的话——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常常也是两个字：出色。
所以，孔子对“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评语是尚可，但还不够，应该更上层楼，登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一层。
也即在此时，孔子在奔波的路上连续遇到一系列隐士，并为他们所讥诮、批评。石门、荷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仪封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面对天下无道，自己无法作为时，绝不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自己节操的同时，选择避世，以独善其身；当世不可避时，则退而求其次，选择避地，再等而下之避色、避言。
孔子自己是不避世的，因为他胸中怀拥着大道，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匡正时弊的社会担当。但他并不因自己巍峨而忽视甚至去鄙视其他山峰的低矮。
相反，他向对自己毫不客气讥讽加指责的七位隐士，送去了自己的赞许。这就是来可泓先生所说的：“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所以，孔子一面称他们为贤人，一面却坚守自己积极进取的用世之道。
支撑孔子这样做的内在生命力量在哪里？
是《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天地自在精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自己说。
孔子命运多艰，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人格的完整，要自己言行一致。假如他屈身与生活讲和，弯腰向权贵摧眉，为自己找一个含混的借口，老人家还会颠簸在路上，与穷蹇为伴吗？面对官位，孔子的态度是：不汲汲于官位，也不避位，无可无不可。
……

序：仰望并触摸大师
孔子：一个有趣儿的老头儿
孟子：平治天下者舍我其谁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宗师
董仲舒：天人三策罢百家
戴德、戴圣：在冷学中振衰继绝
毛亨、毛苌：为《诗经》插上翅膀
刘歆：雄踞西汉的一座学术重镇
扬雄：用寂寞自身重塑儒家精神
王充：不妥协的现实批判者
马融：绛帐女乐中的严谨儒家
张衡：一代学博才通的儒宗
何休：汉代“公羊学”的殿军
郑玄：在遍注群经中综采大成
王肃：汉代儒学的终结者
何晏：被歪曲的魏晋清谈座主
王弼：举世无匹的少年宗师
向秀：许君能从竹林游
范缜：在释学包围中罄悬河之辩
刘献之：巍然矗立北朝的一代名儒

他们各自分立于不同时代，屹立于学术高峰；他们又上下彼此传承，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中接衲传灯……从明清至民国，一代代被誉为国之重器的儒学宗师以致君尧舜的儒者情怀，死守善道的儒家本色，以人弘道的儒学旨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青灯古卷中写就华夏五千年辉煌夺目的灿烂文化。
穿越千年时空，与儒学宗师并行，以耳聆听大师精深玄妙的儒学思想，用心感受大师风华绝代的儒者风采……

大师是用来仰望的。
每一位大师，都是一座嵯峨的高山。或壁立万仞，危岩高耸，峬峭幽邃，或雾锁深谷，藤缠迷径，苍苔侵阶，但他们都巍巍屹立，傲然横空，独成风景。
每一位大师，又都是一条奔竞的长河。或波平水阔，远帆点点，浩浩东逝，或水急流湍，浪花澎湃，鱼跃鸢飞，但他们都静卧大地，通古接往，自成生态。
因而，仰望大师，其实就是在仰望一种别样的人生，膜拜自己难以企及的高度，体验自己无法拥有的厚度。
宽博、深邃、辽远、浩渺……这些构成了大师群体的精神底色，同时也生动着我们因长时间张望在庸碌俗世而日益呆板、凝滞的眼睛。通过仰望大师，于是知道，人原来可以将自己活到这样精彩的境界，人也可以将自己丰厚到如许超拔高迈的地步。作为一种人生的高标，大师以曾经的既定存在，告诉来者的是《诗经》里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师还是用来触摸的。
因为每一位大师，首先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虽然头顶的月光不一样，吐纳的空气不一样，但他们一样品啜着人生旅途中的诸般艰辛与苦涩，一样有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忧心与感伤，这就和同样为人的我们有了根基上的贴近性。
毕竟，将一个人放在相框里，而不是供在佛龛中去打量，会更为逼真。
单纯仰望的视角，会让大师获得我们无尽的敬意与歆羡，但同时也获得我们的慨叹与陌生。后者造成的疏离感，无论于大师本人，还是对需要认识大师的我们，均无益处。
那就伸出手，触摸大师，哪怕只是轻轻牵了一下他的衣襟，指头肚儿都会触到一种分明不同的质感。
仰望大师，只需崇敬就够；触摸大师，还需要有一份平常心。就像领袖身边的秘书，除了有与大众一样的景仰之外，他还需有抛开神圣与神秘之后的日常悉心照料之心。
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先秦儒学，西汉章句训诂之学，东汉的谶纬学说，魏晋南北朝的玄学，还是三教合流的隋唐学，探究义理的宋元之学，明代心学，清朝的考据学，都大体继延了这样一个发展程式：兴起，隆盛，衰变，末流，纠偏。然后，周而复始，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之中。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日：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
因而，全方位认识一个大师，就不能以其耀眼的光环遮照所有的阴翳，来全面讴歌；同样，更不能以其学术末流时的种种流弊来蛮横指责初兴时的肇始之学。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现场，在其所处的学术环境、政治语境中，看其创树，读其作用，察其身量，这样的审视才更为允当与客观。
就这样，上迄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苟子，下至民国初期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个个在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史中标志性的人物，组成了中国儒学大师集团，集体走入了我的笔下，人文炳焕，云蒸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