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己洙先生是韩国韩神大学中国语文化学科教授，早年曾留学于香港大学，亲炙于著名学者罗忼烈教授。他长期从事词学研究，在高丽朝鲜词学文献收集整理以及中韩两国词学的关系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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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丽朝鲜词》是韩国韩神大学中国语文化学科教授柳己洙先生编著的古代高丽朝鲜词作总集，广搜博求，爬梳剔抉，收录高丽和朝鲜时期300多名词人2100余首作品，共达25万字，是迄今完备的高丽朝鲜词总集。此书出版，不仅可全面展示高丽朝鲜时期词的创作实绩，也可为编撰高丽朝鲜词学史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全高丽朝鲜词》是曾留学香港大学、亲炙于著名学者罗忼烈教授的韩国韩神大学中国语文化学科教授柳己洙先生编著的古代高丽朝鲜词作总集，广搜博求，爬梳剔抉，收录高丽和朝鲜时期300多名词人2000余首作品，是迄今完备的高丽朝鲜词总集，全面展示了高丽朝鲜时期词的创作实绩，也可为编撰高丽朝鲜词学史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因各种渊源，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开展得较早。但若论彼此关系的密切程度，则首推日本、韩国、越南三国，原因就在于这三国均引入汉字书写系统，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封建时代，三国的官方文书系统采用汉字，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用以文学创作的也是汉字。因此，这三国留存的汉字古典文学作品，可能是除中国本土以外，数量最为庞大的。
但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和文，词的数量要少得多。笔者曾就此问题与一位越南学者探讨过，她认为越南古代的士大夫主要通过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情志，比较注重作品的社会价值，而中国的词最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小歌词，基因中带有较强的娱乐功能，因此影响了在越南的推广和流传。她的话不无道理，但我想这还不是全部，词的数量少，恐怕还和词的体制特点有关。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诗和乐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具有依曲定体、按腔填词的特性。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词的创作主要依赖其音乐性，如果作者不熟悉词乐，就很难自如地填词。这对域外的作者来说，要求就比较高了。越南现存最早的词是匡越大师创作的《王郎归》（《阮郎归》），创作时间是中国北宋的雍熙四年（九八七），背景是宋使李觉归国。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黎记》：“觉辞归，诏匡越制曲以饯。其辞曰：“祥光风好锦帆张。迁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文中“制曲以饯”点明了这首词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式，也说明当时越南词具有与中国词相似的功能，能侑酒而歌，具备很强的音乐属性。日本的词创作则产生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最早的作品是创作于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八二三）的五首《和张志和（渔歌子）》，这五首和作是否采用按腔填词的创作方式，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才能证实，但其所作年份相当于中国的唐长庆三年，其时距张志和创作《渔歌子》仅四十余年，这时期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见早期域外词与中国本土一样，与音乐有较紧密的关系，造就对作者的音乐修养与文学才华均提出了较高要求。
当然，现存域外词大部分创作于词乐失传以后，与音乐并无太大直接关系，如夏承焘先生《域外词选》中所选，大部分是相当于中国晚清时期的作家作品，只有朝鲜著名词人李齐贤是例外，但李氏所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朝，这时即使在中国本土，词乐也已经式微。只是词和音乐分离，并不意味着词的创作就变得容易起来。词和诗最大的不同是有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