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陆锡熊、戴震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历时10余年编成的。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44类，65属，有3400多种书，约10亿字，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成书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分藏于七阁。先抄好的四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沈阳文溯阁（现藏甘肃省图书馆）、圆明园文源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河北承德文津阁（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镇江文宗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和杭州文澜阁（太平军二占杭州时倒塌，藏书散落民间，后经两次大规模修补，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
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每天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全书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官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价值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规模宏大，收录丰富。该书的编纂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被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
其次，分类科学。《四库全书》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它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沾溉后人，厥功至伟。编纂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著作，如《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等，同时也推动了目录学与印刷事业的发展。
第三，传承历代文献。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集中梳理了明以前的历代文献，为后世提供了完备、周详的历史资料。正如近代学者萧一山所说，“以万千之遗书而汇成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虽然保留了大量的古籍，但编纂的过程，既是寓禁于征的过程，又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发生了48起“文字狱”。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在整体上重视儒家著作，轻视科技著作，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大部分科技著作因有碍于愚民而被禁毁。
本书的编纂沿用了原书的布局，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节选了各部的经典著作。在体例上，大部采用原文加译文的结构，以方便阅读。对于集部中的诗文则采用原文加注释的结构，旨在免去穿凿附会之意，由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去解读，从而尊重每一位诗文爱好者的艺术鉴赏个性。囿于学识，选篇、注解难免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