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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学术丛书《佛教文献研究译丛》之一，该译丛的宗旨是为了关注、跟踪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动向，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争取占据世界佛教文献研究的前沿。

该书作者那体慧是研究汉文佛教文献的学者之一。她对 “末法”思想、净土典籍、华严典籍等都有深入研究。在本书收录的《〈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一文中，那体慧通过严密的论证，证明《心经》确实是一部中国的文献；在《翻译还是伪作：重估竺佛念的〈十住断结经〉（T309）》一文中，那体慧对竺佛念译经的整体性提出质疑。她擅长跨语种研究，注重理论的总结与运用，其的研究风格缜密精深细腻。

本书是那体慧所撰汉文佛教文献方面论文的结集，收录了包括《<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谁作了<大明度经>（T225）——证据上的一次重新考察》等那氏著述，很好地代表了那体慧的学术成就，可供读者系统地了解那氏的学术思想。本书译者在序言里介绍了那体慧学术研究的经历，读者可从中了解那氏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章 《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

前言

一、《心经》简本

二、《心经》与《大经》

三、梵语本《大经》的问题

四、文本传播的再分析

五、内证：怎样去判定一个回译

六、《心经》的出现：印度和中国的证据

七、结构性部分：背景的重建

八、历史证据：跟随玄奘的脚步

九、《心经》在中国：玄奘的角色

十、《心经》在印度和中国西藏地区

结论

附录：吉尔吉本与本梵语《大经》中的《心经》核心章节

第二章 谁作了《大明度经》（T225）——证据上的一次重新考察

一、方法论的问题（ 1）：兰卡斯的途径

二、方法论的问题（ 2）：胜崎裕彦的途径

三、混杂的产物：《大明度经》的组成部分

四、《大明度经》与《道行般若经》

五、互文性： T225A和 T225B之间的关系

六、支谦与《大明度经》：问题的重构

结论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翻译还是伪作：重估竺佛念的《十住断结经》（T309）

序言

一、《出三藏记集》中记载的竺佛念生平

二、《十住断结经》概述

三、《十住断结经》中的异常之处：初步

四、术语的异常：方法论问题

五、《十住断结经》的源头（ 1）：无罗叉的《放光般若经》（T221）

六、《十住断结经》的源头（ 2）：归名为支曜的《成具光明定意经》（T630）

七、《十住断结经》的源头（ 3）：竺法护的《阿差末菩萨经》（T403）

八、竺佛念所为：《十住断结经》的形成

九、撰写一部伪经：寻找动机

十、重估竺佛念的译经：结论与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第四章 安世高研究

一、安世高传

二、安世高译著的内容

三、翻译风格

四、真实的经典

五、方法论的初选：外在的证据

六、阿含经类

七、一部大乘经（？）

八、论著

九、原创作品

十、新发现的写本

十一、其他可能的归名

十二、有问题的文本：方法论进一步的反思

十三、失传的作品

十四、学术资料

参考文献

索引

作者简介： [美]那体慧（Jan Nattier）是欧美目前研究汉文佛教文献重要的学者之一，在佛教文献研究领域的成就享誉研究界。她的研究风格绵密精深，不少论著在佛教研究界有强烈反响。

译者简介： [新]纪赟，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7月始在新加坡佛学院任教至今。

译者序

一、那体慧学习、学术研究经历简述

那体慧（ Jan Nattier），曾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系副教授、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 IRIAB）教授。她在早期汉语佛教文献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汉语佛教研究界对其研究成果不甚了解。此次借选译她部分代表性论文的机会，将那体慧的学术经历及为学近四十年来的成果作一简略介绍。限于篇幅，有关那体慧的学术成果，还可以参见笔者已经或将要发表的有关书评。

本科阶段，那体慧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 Indian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接受佛教文献学，其学术生涯即始自中亚的佛教文献研究。在此期间，她跟随来自中国察哈尔（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蒙古学家约翰·贡布扎布·杭锦 （John Gombojab Hangin，1921—1989），以及克鲁杰（ John Krueger）学习蒙古学，跟随霍夫曼（ Helmut Hoffmann）学习古藏语与敦煌文献，跟随克拉克（ Larry Clark）学习古回鹘语。此校在汉语佛教研究界名气不大，但在当时及现在都是中亚研究的重镇。这一学术经历对那体慧学风的形成与学术视野的开拓具有较大影响。 1974年，她校勘并翻译了回鹘语的《慈悲道场忏法》（K.anti q.lmaq nom bitig，即《梁皇宝忏》），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出版较晚，被其他研究者的相应研究成果所覆盖。

其后那体慧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先后获得硕士（ 1980年）、博士（ 1988年）学位，所接受的依然主要是传统的西方佛教文献学。其硕士导师为永富正俊（ Masatoshi Nagatomi）教授，那体慧跟随永富学习《八千颂般若经》的汉文文献。其博士导师为蒙古学家柯立夫（ 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那体慧由此增强了印藏学基础，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汉语的阅读能力。

那体慧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月藏经》中反映的末法思想研究 a，此文为作者后来的成名作《未来某时：佛教末法预言研究》 b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我们可以发现，印藏学是那体慧早期研究的重要支撑点。由此可知印藏学（也包括中亚学）对汉文文献研究来说是何等重要，这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如果说熟谙印藏学是那体慧能在佛教文献学领域遨游的一足，那另外一足便是她对汉语佛经的校读与诠释能力。有了上述两足，使她有条件对印、汉佛经作广泛而深入的对勘与文化比较研究，这种跨语种比较文献学研究方法的优越性很好地体现在作者的名著《〈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中。

那体慧的研究成果还得益于她周围的研究团队。早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书时，那体慧就与布歇（ Daniel J.Boucher）、柏夷（ Stephen R.Bokenkamp）、康若柏（ Robert F.Campany）等人组成了研究班，定期对竺法护、支谶等人的译经作集体的释读以相互砥砺。这个研究班的成员以后在各自的领域中均成绩斐然。

那体慧参加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她此后的《善男寥寥：〈郁伽所问经〉中的菩萨道：研究与翻译》一书对汉译诸本《郁伽经》的精细研究中，而且从此时开始，她对汉语早期经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995—1996年，那体慧曾随丈夫——已故著名禅宗学者马克瑞（ John R.McRae，1947—2011）前往中国，在此期间她全力撰写其著作《善男寥寥：〈郁伽所问经〉中的菩萨道：研究与翻译》，一直到 1999年左右。此后那体慧迎来了她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黄金期，即汉文佛教研究时期。而在此之前，那氏则是以印藏学为主，汉学为辅。 2004年左右，马克瑞到从事研究，那体慧也得以成为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的客座研究员，并与左冠明（ Stefano Zacchetti）、辛岛静志（ KARASHIMA Seishi）等汉语佛经研究者建立了广泛而活跃的学术交流，直到 2006年她正式成为该所的研究员。我们从 2000年以后那体慧论著的谢辞以及正文的批注中也能发现她从与这些学者的交流中所获得的巨大帮助。

那体慧的另一个重要助缘无疑是其丈夫马克瑞。后者的汉语、佛教造诣都为那体慧的研究提供了助力。这种学术与精神上的伴侣，可能是其研究的重要的外在资源。

大概在期间，那体慧的研究重心已从以印藏学为主、汉语佛教文献为辅完全转到早期汉译佛经。其重要的成果就是一系列对汉语佛教文献、佛教译者的研究，而其集中体现便是《早的汉译佛典指南：东汉三国时期的文献》一书。一直到 2010年之前，那氏每年都有重要的成果发表。遗憾的是，在此之后，家庭的突然变故打断了她的学术生涯。借此笔者谨祝这位高产的佛教文献学者能早日重装上阵。

二、那体慧佛教研究成果

下面简单介绍那氏的重要学术成果。她的学术成果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 “末法”的研究

这体现在作者于 1991年出版的《未来某时：佛教末法预言研究》一书中。此书并未将研究重点放在末法思想对东亚佛教的冲击之上，而是追根溯源，将问题聚焦到“末法”一词的词源上。那氏指出，此词是一个由东亚佛教，确切地说是由中国佛教徒造出来，而在印度佛教圈并不存在的“疑伪词”。这一观点的提出，以及全书所体现出来的精细的文献梳理能力，使该书获得了高度评价。 a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University of Utrecht）克罗本堡（ Rio Kloppenborg）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此书，那体慧就跻身于伟大的佛教学家之列，因为她有着不同语言与历史传统的佛教经典的广泛而深湛的知识，这为其清晰而又有说服力的佛教思想演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a那体慧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挑战了传统认为理所当然的“正、像、末法”三分的理论，还创造了“疑伪词”这一与“疑伪经”大体同价的词汇，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佛教在由西向东传播的主流中，存在着从东向西逆向传播的回波。

（二 ）对净土典籍的研究

这包括对阿閦佛国类经典的重新梳理以及对阿弥陀净土文献及净土思想的印度溯源等方面的研究。 b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认为阿弥陀佛净土思想与此前的佛教思想关系甚少，因而需要从印度域外，比如波斯、希腊来寻找净土思想的渊源。那氏则直接从印度文化本身寻找相关证据，从而跳出旧有模式，为净土思想的产生找到了新的合理的解释与过渡阶段。近犍陀罗语《阿閦佛国经》的发现，在某些方面确认了那氏研究的前瞻性。

（三 ）对华严典籍的研究

由于《华严经》梵本现仅存《入法界品》与《十地品》等两品，过去佛教学界长期未能解决“原始《华严经》 ”到底是以支品的形式流行，还是确实存在过“完整”的《华严经》。那体慧利用早期汉译材料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完整”《华严经》，亦即那体慧所谓的 “《兜沙经》群”，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菩萨本业经》这部与 “《兜沙经》群”相对应的经典的分量。因为这两部经典虽然大体相当，却是异本异译。依据这两种不同的译本，可以推断出确实曾经存在过“完整”的“原始《华严经》 ”。这对研究华严思想史，乃至对研究整个佛教思想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 ）对菩萨道与早期大乘关系的梳理

这主要体现在那氏 2003年的著作《善男寥寥：〈郁伽所问经〉中的菩萨道：研究与翻译》中。此书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这部早期汉译大乘经典还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各种点。更重要的是，由此厘清了大乘定义、起源等诸多学界争论的热门问题。正如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卡波斯坦（ Matthew Kapstein）教授所言：“那体慧的《善男寥寥》是一部修正我们对早期大乘形成理解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不应只在佛教研究之中，也应在历史研究界获得更高的认知度。 ”

（五 ）对《般若心经》梵语本的质疑

鉴于《般若心经》在汉传佛教历史与思想史上的独地位，那体慧对此经梵语本的真伪问题的质疑必将对未来汉语佛教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 ）对竺佛念译经的整体性质疑

那体慧通过对《十住断结经》等的研究，对竺佛念晚期译经作出整体性的质疑。由于竺佛念本身的重要地位，以及受质疑经典的重要性，她的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对汉译佛教经典的深入研究。目前，竺佛念译经的问题已经在学界受到关注。 b相信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这一问题会在未来获得解决。

（七 ）对支谦译经师地位的质疑

那氏提出：像支谦这样一位以改编前人的翻译为主，虽然有时也参考原始经典，但其汉语能力却远远高于印度原语的能力，从而导致“原创性”不足的译师到底算不算译师？他的某些译作到底算不算译作？那氏对支谦的译经师地位及其译作的这一质疑，是深入研究佛教典籍的汉译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以上仅为那氏研究成果中荦荦大者，由于那体慧的研究风格绵邈细密、引证详尽，即使一个普通论题也务必穷尽资料，多方推演，故读其文字所获远多于以上所言数端，常让译者有触处皆珍之感。

三、那体慧佛教研究的色

以下再简单总结那体慧佛教研究的点：

（一 ）跨语种研究

那体慧佛教文献研究的点是强调跨语种研究，这与她所受的学术有关。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早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所受的蒙古语、藏语、回鹘语等语言之外，她在哈佛读硕士、博士期间又主修了汉语、蒙古语与藏语。在此期间，她还跟随伏莱伊（ Richard Nelson Frye，1920—2014）教授辅修了伊朗语族的诸古语，如粟语、巴克里亚语乃至冷僻的和田语等。由于她掌握多种语言并将之运用于研究实践，所以获得种种突破，这对汉语佛教研究界来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注重理论的总结与运用

尤其难得的是，与很多佛教文献学家不同，那体慧的研究不仅有微观细致的一面，也非常重视宏观佛教研究理论的总结与运用。以佛教史学为例，一般认为佛教史学具有相当的殊性，它不同于世俗史学，故很多学者对如何撷取浩如烟海的佛教史料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对此，那体慧在《善男寥寥：〈郁伽所问经〉中的菩萨道：研究与翻译》一书中总结出如下一些规律，即尴尬律、非相关律、抗辩律、相关证据律，这些规律在一般佛教资料应用中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 a另外，她对佛教文献的真伪与译者推定也严格遵从“二重证据法”，即以语言、风格为代表的内证和经录记载为代表的外证来相互印证。那氏在构建文本谱系方面的理论也发人所未发，为在复杂文献发展情况之下文本谱系的构建创造了理论的基础。

（三 ）风格细腻、视野宏阔

那体慧研究的一个重要点是思维缜密、风格细腻。她为了论证一个问题，总会不厌其烦地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做穷尽的思考。不但能够在某个问题点上作层层推进，而且经常会对某个问题作多方面的反复论证，直到将所有可能性统统覆盖。例如，她对“阿弥陀佛”原语的考证就是如此，而这种覆盖性考证在她的研究中比比皆是。

那体慧的研究具有视野宏阔的点，所以其选题总能抓住佛教研究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前面提到的净土、华严研究，都是相关领域中无法回避的。对她的研究，或者赞成，或者反对，但无法忽视。对《般若心经》的研究也是如此，她的研究直接针对此经的真伪，从而将后代无数论证的基础完全颠覆。这就是那体慧的一个优点，她会选取一些很小的切入点，但这个很小的切入点经过她的研究又会带来重大的整体影响。譬如她对“一乘”的考证，并非仅拘泥于对该词的语源学、文献学的细节追索，而是从它的出现频度、分布情况来发现其中反映的东亚佛教的殊之处。

后，译者想借此机会感谢曾经对译文提出修改意见并曾校订过译稿的师友。他们是汉堡大学的杨嵋博士、复旦大学的刘震博士、台湾地区的苏锦坤先生、莱顿大学的陈瑞翾先生、慕尼黑大学的赵文先生，他们都曾不同程度校对过我章的译稿，并提出内容与格式方面的意见，纠正了译文中的不少错讹。也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伍小劼博士，感谢他不辞辛劳，多次帮我校核文字、翻译与格式方面的问题。当然，还要感激主持这套译丛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与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感谢本译丛主编侯冲教授及其推动者方广锠先生。同时也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诸位编辑的辛勤工作与专业素养。至于译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自然由译者负全部责任，也真诚希望能够获得读者的反馈，尤其是挑错。学术亦如积薪，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相信任何对本书的学术批评，都会让我从中获益。后，我再次向早期研究汉文佛教文献的几位外国学者表达我的敬意，他们是本书的原作者那体慧教授、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的辛岛静志教授与牛津大学的左冠明教授。他们以及众多国内早期汉文佛教文献领域辛勤耕耘者的精湛研究让我对自己祖先的灿烂佛教文化有了更深，也更为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