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铮，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现为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授意大利语言学、意大剩文学、翻译和艺术史等课程。2002-2003年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在意大利佩鲁贾外国人大学进修，2006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班美术学专业，2011-2013年任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其研究方向包括意大利语语言学、意大利文学、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方艺术史、明清之际中西方关系史等。近年来，文铮出版了近四十部译著和意大利语言文化教材，主要包括《卡尔维诺文集》《铁栅栏上的眼睛》《20世纪绘画》《新视线意大利语教程》《西方汉学十六讲（意大利汉学）》等。2011年文铮翻译的小说《质数的孤独》获意大利使馆年度翻译作品奖。此外，文铮还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中文和意大利文论文与评论文章二十余篇。2012年意大利总统授予文铮意大利共和国“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表彰其多年来为中意文化交流及意大利语言文化推广做出的贡献。

[意]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毕业于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东方语言文学专业，后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副教授，主授中国历史和全球史课程。其研究方向包括明清时期中西方关系史、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东亚科技史、中华民国思想史和亚洲海洋史等。梅欧金以多种语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文章，并为中西方文化与宗教交流的先驱——耶稣会士艾儒略创作传记《同一天——艾儒略1582-1649：地理、艺术、科学、宗教从欧洲到中国》。2002-2007年，梅欧金先后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方文化历史研究中心、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课题研究。研究专著《祖先、贞女和修士：作为本土宗教的明清时期天主教》以1630年至今福建几个天主教徒群体的生活作为研究重点，获得2011年度“约瑟夫·列文森”亚洲研究协会授予的中国近代题材专著奖。目前梅欧金正在从事17和18世纪欧洲人在北京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研究。

两位神父一到肇庆就立刻被带去面见知府王泮。王泮在府衙中非常热情地接见了神父，但神父们还是像所有人一样跪在大堂上和他讲话。他问神父们是什么人，为何到此，想干什么。神父们通过翻译回答说，他们是侍奉天主的教徒，来自西方世界的尽头，因久慕中国国阜民安，便经三四年的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只想在此拥有一席之地，不受澳门的商人和凡俗之事的干扰，建立一间小小的寓所和一座小小的教堂，以供奉天主，了此余生。神父们请大人给予帮助，并说他们不会惹任何麻烦，可以自己化缘解决衣食问题，如果大人应允，他们将终身感恩戴德。这位知府人很好，很快便喜欢上了神父们，并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他说，他认为神父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所以愿意在诸事上为神父们提供便利，让神父们到城中各处去寻找最中意的安居之地，他会努力请总督批准。
就在这个时候，肇庆以及所辖十一个县③正一起修建一座塔④，这种塔在中国很常见。建塔是一种古老的迷信活动，中国人想以此给整个国家带来好运。这座塔的第一层已经竣工，上面还要再建九层⑤。此塔建于一条可通航的大河⑥的河岸上，总督和知府的辖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在这条河的流域内，河水就从肇庆城下流过，塔则建在离城一意里多远的地方。但一直到这里，甚至到更远的地方都属于住家林立、人口稠密的乡镇地区。这一地区周围芳草鲜美，树木葱翠，按照惯例，人们还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生祠，供奉着一位知府的塑像，这座生祠是本地读书人和百姓用六年时间建成的。
神父们由那个卫队长和其他几位朋友带领来到这里，这些朋友都是神父们在得到前任总督许可而留在这里时认识的。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满意，便决定势必要在这花塔之下申请一席之地，这塔之所以被称为花塔，是由于其精湛的建筑工艺。第二天，神父们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知府，知府对此格外高兴，因为这座塔是他主持修建的工程，如果有神父住在那附近，会显得更加神圣。他先让神父们回去等候，由他亲自替神父们向总督呈报。
就在神父们上次来此地时所住的天宁寺附近，住着一个天资聪颖的青年，名叫陈某某⑦。他作为神父们的邻居，曾经常与神父们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若是神父们当时能留下，就一定会劝他信奉天主了。神父们传授给他许多关于圣教的知识，并说服他信奉天主。神父们临走时，还把平日作弥撒用的祭坛送给了他，就像对待一个慕道教友一样。
当这次神父们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已把那个祭坛安置在家中的一间小屋内，屋中没有其他任何神像，祭坛的中正还放有一块木牌，上书两个斗大的中国汉字：天主。祭坛上放着七八盏照明用的油灯，此外还燃着香，他每天向天主跪拜祈祷，并已从天主那里获得了许多消息。
这次会面使伸父们有很大收获，这个善良的青年及其全家给了神父们莫大的安慰，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神父们的归来，执意把神父们留下，不让神父们去别人家投宿，直到总督出面解决此事。在他家的祭坛上每天都举行弥撒，没有丝毫怠慢之处。
在圣十字架瞻礼日⑧那天，知府派人把神父们叫去，告诉他们总督已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第二天，知府和神父们一起去了花塔那里，知府还为神父们指定了修建寓所的地方。神父们对他不胜感激，按照中国的礼节向他三叩首，然后激动地回到家中感谢天主让神父们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让天主的荣光遍及整个东方世界。
就在这一天，神父们到塔下去等候知府，他是和自己的一个副手一起来的@，还专门为此事叫来一个姓谭的当地人，他也是本城的官员，平时住在家中，带领许多当地人修建该塔。这些人得知此事后，立刻对容留神父的事表示出不满情绪，对官员们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真让神父们住在这里，他们会从澳门招来别的外国人，给本城带来麻烦。因此，知府在此对神父们强调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得再招来其他外国人，否则便违犯了中国的法律。神父们表示绝不会无视官方的告诫。
随后，官员们为神父们划定了塔下的一小块土地。神父们觉得面积有点小，便让翻译对官员们说，这块土地恐怕不够建寓所和教堂的。知府回答说，这块地不是用来盖教堂的，因为教堂的占地面积太大，这只是让神父们修建居住的寓所。那个翻译告诉官员们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神父们不拜任何偶像，只尊奉天主。

第一卷 绪论：中国和中国人
第一章 撰写这部史书的原因及写作方法
第二章 关于中国的名称、面积和位置
第三章 中国大地的物产
第四章 中国的制造工艺
第五章 关于中国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学位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机构
第七章 中国的礼法
第八章 关于中国人的相貌、穿着打扮及其他风俗
第九章 中国的迷信与其他陋习
第十章 中国的宗教派别

第二卷 肇庆的寓所[1583年9月、10月-1589年8月上旬]
第一章 我们当初如何决定进入中国[1552-1582]
第二章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神父们三次进入中国，但都未能立足[1582年3月9日1583年8月10日（约）]
第三章 神父们是如何被召到肇庆，最终获得许可证和一块供修建寓所的土地而在中国定居的
[1583年8月15日（约）-1583年9月底]
第四章 神父们逐渐开始与中国人谈论天主教
[1583年10月-1584年11月2529日（约）]
第五章 罗明坚神父去澳门，利玛窦神父肇庆遇险；把铁钟和译成中文的地图作为礼物送给知府
[1583年12月-1584年10月]
第六章 神父们获得许可让西班牙国王的使节来中国；卡普拉莱神父抵达肇庆
[1584年5月2日-11月26日（约）]
第七章 为促进传教事业，又有两位神父从印度来华：一位是孟三德神父
——中国传教事务的负责人——他获得许可来到肇庆；另一位是麦安东神父，后来与罗明坚神父前往浙江省[1585年4月1日1586年4月]
第八章 罗、麦二神父返回肇庆；罗神父又赴广西；此间发生的其他事情[1586年7月-1587年7月]
第九章 岭西道害怕神父们留在肇庆，于是编造理由，迫使孟三德神父返回
澳门；这一事件后神父们又遇到一个大麻烦[1587年7月27日-12月]
第十章 罗明坚神父回到澳门并留在那里；孟三德神父来肇庆，当地百姓又给寓所带来麻烦
[1588年1月-7月]
第十一章 范礼安神父派罗明坚神父去罗马，请求教宗派神父们作为他的使节去觐见中国皇帝；范神父派麦安东神父来肇庆；肇庆又起风波[1588年8月-12月]
第十二章 神父们在肇庆寓所取得的成果[1583年9月、10月-1589年8月上旬]
第十三章 神父们在肇庆寓所中经受到的最后挫折；都堂刘节斋把神父们逐出肇庆[1589年4月-8月初]

第三卷
第一部分（第一章 至第九章 ）韶州的寓所[1589年8月26日-1595年4月18日]
第二部分（第十章 至第十四章 ）南昌的寓所[1595年6月28日1598年6月25日]
第一章 如何建立韶州的寓所；中国的传教事业又一次从头开始[1598年8月1日-10月1日]
第四卷
第一部分（第一章 至第十章 ）南京的寓所[1597年7月20日-1600年5月21日]
第二部分（第十一章 至第二十章 ）北京的寓所[1601年1月21日-1602年9月21日]
第五卷 传教事业的逐步发展以及各地教务情况[1603年2月-1610年5月10日-1611年11月1日]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为有名传教士利玛窦一行来中国传教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记录手稿翻译译著。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为西学东渐及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影响。该书记录了利玛窦从准备进入中国直至其在中国去世前的所见所闻。此前中华书局曾以《中国札记》为名出版。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相比《中国札记》的优越性在于使用底本为意大利文原版，经过译者和审校者的精心译制，力求以接近利玛窦原著的方式将那段历史呈现给读者。

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是译者根据罗马一意大利国家书店（La Libreria dello Stato）于1942年和1949年出版的三册《利玛窦史料》（Fonti Ricciane）译出的①。该史料前两册的主要内容是由利玛窦手稿直接整理而成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以下简称《传教史》），第三册是这套资料的编者和注释者德礼贤（Pasquale D'Elia）编制的索引与附录等内容，因其不属于利玛窦本人著作，故未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意大利Quodlibet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同名著作。
利玛窦（Matteo Ricci）是西学东渐的开创者，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而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则是他用母语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汉学著作。因此，早在1983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完整中文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依据的母本是1953年出版的英译本。1986年中国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了从意大利原文翻译的《天主教传人中国史》。1998年，在译者动笔翻译本书时，曾有一些海内外学者对这次翻译、出版工作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上述两个中译本已经存在多年，并一版再版，中国绝大多数读者阅读和使用的都是这两个文本。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复译呢？这个译本与以前的译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它对研究利玛窦及其相关领域有什么价值？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先了解一下原著的写作经过和坎坷遭遇。
早在15 94年，当利玛窦还在韶州传教的时候，就萌生了将耶稣会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的念头，这一年的10月12日利玛窦在给同为耶稣会士的同乡吉洛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的信中提道：“如果把我们传教事业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向您详细介绍，那么我应该写一部历史书，而不只是写信，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对这段历史做一归纳和回顾。”②然而，这一等就是14年，直到1608年，利玛窦才真正开始将他的这个愿望变成现实。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在给他的上级——耶稣会总会长助理阿尔瓦莱兹（Joao Alvarez）的信中写道：“去年年底，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想到，在最初进入中国的人中，仅剩下我一人，现在已无别人知道这里传教事业最初的情况了，因此最好把这些事情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加以整理，尤其是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因为别人的报告与真实情况有很大出入。我已开始草拟一份报告，我想您那里会对我们这里的事有很大兴趣。如果在去印度的船出发之前我能完成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我会马上将它寄往罗马，您就会在那里看到它了。但我怕工作太多，不允许我做这件事。”③事实的确如利玛窦信中所说，北京繁忙的教务和日常工作使他未能赶在1608年邮船起锚之前（一般为每年9月）将这部五卷本《传教史》的部分内容寄往罗马。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玛窦在1608年初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根据他收集的资料开始写作了。
至于利玛窦结束写作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原著中找到线索：在第五卷第16章，也就是利玛窦生前亲笔完成的倒数第二章中，详细记述了1609年圣诞节当天，南昌教堂整饬一新，对教友重新开放的情景。当时利玛窦本人寓居北京，欲收到南昌关于此事的信件最快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利玛窦完成第五卷第16和17两章的时间是在1610年2月到5月初之间，因为5月3日利玛窦就一病不起了，直至八天后去世。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辞世。临终前他把这部回忆录的手稿交给了他的继任者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并“在临终时再三强调，在呈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之前不要给任何人看。”④利玛窦去世前后，他的传教策略，尤其是对待中国礼仪问题的态度受到了耶稣会内部和罗马教廷中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是反对，即使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的意大利同胞龙华民——也在礼仪问题上与他持不同观点。1612年8月，龙华民派金尼阁以中国传教使团代理人的身份前往罗马，向教宗保禄五世汇报教务工作。此次金尼阁身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汇报并解决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金尼阁启程前，龙华民将利玛窦回忆录的手稿交给了他，委托他带往罗马，转呈耶稣会总会长。金尼阁随身携带这部手稿辗转澳门、印度果阿，再于1613年2月9日从那里登船出发前往欧洲。